中国真正的“贵族”——李佩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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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起，李佩先生每周五的下午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大讲坛，十几年如一日。如今，讲坛的内容涉猎科学、文学、健康、时事等领域，它不仅是知识的学园，更是精神的殿堂。讲坛的影响已超越中关村，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讲坛的受惠者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众多的年轻人。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

空　村

农　人

屈指算来，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了。与以往不同，这几年每次返乡，总有一种情感使我无法释然，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孤独的主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小村。

为了表示对村邻们的尊重，或是为了更多地感受一下久违了的乡音乡情，每次回老家，我总是把车停在村口，步行回到在村子尽头的家。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走在我从小就摸爬滚打、嬉戏玩耍，熟悉到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小村的当街上，却渐渐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这就是，已经很少看到路上匆匆行走着的或三或两的荷锄下田的农人；也很难再看到街边路口或交头接耳或手舞足蹈地扎堆拉呱的村妇；更看不到滚得浑身是土的“泥猴子”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斜刺里冲出来、蹭着你一闪而过、眨眼间便没了踪影的孩子们。就连邻居家养的狗，也无精打采地趴在自家大门口，当你从它面前经过，只是百无聊赖、散漫地瞥你一眼而已，再没有了往日的暴躁和骄狂。

显然，小村已全然是一副落寞的了无生机的模样。

有时回家，也偶尔会住上一夜，过去那种吃过晚饭同老人兴致勃勃地拉上一通，然后就着浓浓的乡情倒头便睡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悄然而生的是夹杂着丝丝忧虑的长夜难眠。忧虑些什么呢？这村还是当年的村，这夜还是那样的夜，这夜静得还是像过去那样谁家的大人突然间打了个喷嚏，邻人们也会吓一跳的……

昔日熙熙攘攘的水井周边空了，随之消失的不仅是村人们担着水挑子匆匆行走的声影，还有水桶碰磕井沿的叮当声和村姑们的棒槌敲打在井台边儿衣服上的空旷悠远声，最可惜的当属随着水担行走而顺着水桶的漏缝儿画在村路上那些蜿蜿蜒蜒的曲线，也早已湮没无迹了；过去塞满了欢声笑语的碾道子空了，再不见了石磙的两侧通常一大一小的两个人推着碾棍周而往复和旁边端着盛满粮食的簸箕候碾的人们，更不见了散在碾道里探头探脑啄食粮屑的鸟儿，剩下的只是碾道两侧石缝里冒出的小草，摇晃在风中，瘦弱又凄惶；过去时光里充满了苦也充满了乐的农家院落也空了，这不是过去农人们的篱笆柴扉被高墙深宅朱门铜锁替代的缘故，实则是因了那些在过去时刻飘荡着的人畜喧闹连同那些缥缥缈缈的炊烟一样，都被一风吹散，再无了踪影。

过去的——那个早晨起来每家每户都会升起袅袅炊烟的小村，那个白天充斥着农具叮当声、大人吆喝声、小孩喊叫声并伴杂着狗叫鸡鸣声的小村，那个晚上在各家的母亲们或高或低的唤儿声中逐渐沉入梦乡的小村，只是我记忆甚或是梦中的故乡了。

如今，小村真的成了老弱病幼的天下，稍微有点力气称得上劳力的人都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偶尔再在街上碰到一两个儿童，他们脸上呈现的不再是过去孩子脸上那种单纯的天真和活泼，取而代之的是让你感到隐隐不安的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静默和成熟。此时我的心情竟像极了现在的小村，空落落的。

海子是同我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初中毕业后，就成了村里打工队伍中的一员。去年在这个城市里碰巧见到了急匆匆赶路的海子，刚过不惑之年的他，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昔日满口白白的牙齿已经掉了一半。海子同我说，要到城市的另一头去跟在人家家里当保姆的媳妇见一面。海子说，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是家了，一家四口分在三个地方，只有在农忙和春节的时候才能回老家同两个孩子一起住上几天……

有时候我常想，海子们的家究竟是在哪里呢？他们也已经成了村庄的客人了吗？或许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笑问客从何处来”吗？

(选自《散文选刊》)

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