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张岱年先生主编《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定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村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来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她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领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他们，超载他们的旧哲学。他的书中不提出任何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一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僻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 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儿干，或是找到了活儿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沓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父亲，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部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的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法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枚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的来到爱晚亭前。到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在人丛中。父亲演一个寻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儿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