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箍桶匠变得厉害，常在女儿面前哆嗦。眼见他这种老态的拿侬与克罗旭他们，认为是他年纪太大的缘故，甚至担心他有些器官已经衰退。可是到了全家戴孝那天，吃过了晚饭，当唯一知道这老人秘密的公证人在座的时候，老头儿古怪的行为就有了答案。

饭桌收拾完了，门都关严了，他对欧也妮说：

“好孩子，现在你承继了你母亲啦，咱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得办一办。——对不对，克罗旭？”

“对。”

“难道非赶在今天办不行吗，父亲？”

“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噢！父亲……”

“好吧，那么今天晚上一切都得办了。”

“你要我干什么呢？”

“乖乖，这可不关我的事。——克罗旭，你告诉她吧。”

“小姐，令尊既不愿把产业分开，也不愿意出卖，更不愿意因为变卖财产，有了现款而付大笔的捐税，所以你跟令尊共有的财产，你得放弃登记……”

“克罗旭，你这些话保险没有错吗？可以对一个孩子说吗？”

“让我说呀，葛朗台。”

“好，好，朋友。你跟我的女儿都不会抢我的家私。——对不对，小乖乖？”

“可是，克罗旭先生，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欧也妮不耐烦地问。

“哦，你得在这张文书上签个字，表示你抛弃对令堂的承继权，把你跟令尊共有的财产，全部交给令尊管理，收入归他，光给你保管虚有权……”

“你对我说的，我一点儿不明白，”欧也妮回答，“把文书给我，告诉我签字应该签在哪儿。”

葛朗台老头的眼光从文书转到女儿，从女儿转到文书，紧张得脑门上尽是汗，一刻不停地抹着。

“小乖乖，这张文书送去备案的时候要花很多钱。要是对你可怜的母亲，你肯无条件抛弃承继权，把你的前途完全交托给我的话，我觉得更满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钱。这样，你爱做多少弥撒给谁都可以了！……嗯！按月一百法郎，行吗？”

“你爱怎办就怎办吧，父亲。”

“小姐，”公证人说，“以我的责任，应当告诉你，这样你自己是一无所有了……”

“嗨！上帝，”她回答，“那有什么关系！”

“别多嘴，克罗旭。——一言为定，”葛朗台抓起女儿的手放在自己手中一拍，“欧也妮，你决不翻悔，你是有信用的姑娘，是不是？”

“噢！父亲……”

他热烈地、紧紧地拥抱她，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我祝福你！你是一个贤德的姑娘，孝顺爸爸的姑娘。你现在爱做什么都可以。”

“明儿见，克罗旭，”他望着骇呆了的公证人说，“请你招呼法院书记官预备一份抛弃文书，麻烦你给照顾一下。”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