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美）海明威

深秋，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祷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跟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

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

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三天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母亲的闹钟响了

张健

母亲的闹钟响了，这是只装在她身体里的闹钟，准时。母亲的房间靠在马路边上，凌晨的喧闹无法把她一天的劳累惊醒的。她的闹钟就是腰，她的腰每天四点半就会开始酸痛起来，她说再躺着那简直是万般难耐的痛苦，一起来腰就不疼了。她必须起来，开始心平气和地洗衣做饭。

我问过母亲她的腰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老毛病。我总想追究这老毛病的根源，她说，生下我不到第三天，就下床洗一大堆的衣服，爷爷的，奶奶的，姑姑的，叔叔的……有时，她洗完衣服还得去地里干活，她怕爷爷回来没有好脸色。她告诉我她很怕爷爷，这老头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吼，虽然老头子死了多年，做梦做到他还是一副凶相，还是怕他。这腰就给这么折磨坏的。

母亲有时候会在屋子后面慢慢地蹲下来，替花盆里的花拔掉几棵杂草，还有一个是栽着碧绿的小葱的盆子，我怀疑远离村庄的泥巴也具有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我对泥巴是尊敬的，它宽容于一切依赖它的事物，给它们存活下去的空间和可能。

有一天，我很认真地看完了韩国影片《远路》（又译《妈妈》），那是一个由好玩开头到催人泪下的过程。影片里的母亲在四十岁时，突然有了眩晕症，只要坐车就会头晕，甚至看到大巴经过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因此这以后的28年来母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小村。但是现在，母亲有了苦恼的事——小女儿的婚礼迫在眉睫。即便走路也要参加小女儿婚礼的母亲的第一次远行就这么开始了。

我看的时候格外亲切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如此，虽然没有影片里的母亲那么严重，但她确实很少离开过家。而现在，我的母亲也有了苦恼的事，妹妹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订婚，母亲也开始担心这一段路程能否挺得过去，但妹妹也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能不赶过去吗？大巴在四个半小时后到了那儿。妹妹无比开心，可母亲的脸色苍白，只是坐在桌子边喝了几口水，什么也没吃；隔了一天后，母亲又要赶回来。到家后，好像大病了一场。三个月后，妹妹的婚礼在远在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城市举行。尽管母亲执拗着要去，我还是阻止了。我想起了《远路》的结尾，母亲跋山涉水、风雨无阻地到达目的地后正好赶上小女儿的婚礼，以为母亲不会来的小女儿激动得流出泪来，可当她和丈夫手挽着手走上殿堂的时候，过于疲劳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带着微笑永远地睡着了……

有时候一起吃饭时，我就盯着母亲的脸，我仔细看着，我怕这张脸一眨眼也像爷爷那样消失了。母亲不知道我的心思，在这个时候她就说，多吃点菜。我嚼着那些碧绿的菠菜，真想狠狠地把光阴也嚼碎。时间停止，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进行富足的晚餐，而她坐在我的对面，我就可以看见她永远像月亮那样不变的脸。

在小镇的镇南东路，这里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我家的屋檐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个燕子筑的屋。邻居总和母亲说，干嘛让它们筑巢，脏死了，母亲笑笑，她说她喜欢燕子。仿佛看到的是多年以前，居住在乡村屋檐下的那两只。那时，我家门口常常铺满一层沙子，或者一张报纸，看起来不雅观，可母亲几乎每天都收拾它们拉下来的屎。我始终不明白，母亲能够平静到把燕子当成孩子一样，她能够宽容它们。突然有一天，我偶然抬头的时候发现燕子窝不见了，我怀疑母亲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燕子住下来造成的麻烦，一发火把它捅掉了。我问母亲，母亲说小燕子长大了，它们会在来年重新筑窝。我恍然大悟。

母亲的闹钟依然准时响着，响的时候，她又开始了反复的劳作。母亲的闹钟响的时候，我就得结束这一天的写作开始我的睡眠。我不会让她看见我，我怕她心疼，我睡着的时候她也不寂寞，她说有燕子会在屋檐下唱歌，它们好像是从老家赶来看看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