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笑的人

海因里希·伯尔

每次别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就感到很尴尬，就会脸发红，讲话结结巴巴，可我一向还被认为是个沉着自信的人。我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瓦工”的人。我羡慕理发师、会计、作家，他们的表白总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些职业本身就说明问题，不需要作长篇解释。相反，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却不得不回答：“我是个卖笑的人。”这种招认又被要求更多的招认，因为我对第二个问题“您以此为生吗”还得如实回答“是”。我确实是靠我的笑过日子的，而且过得很好，因为用商业术语来说，这是个抢手货。

我是个善于笑的人，经验丰富，谁笑得也不如我，谁也不像我那样能掌握这门艺术的精细微妙之处。为了避免作使人腻味的解释，好久以来我就自称演员，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讲口才都那么差，因此这个称号在我看来距离真实情况甚远。我酷爱真实，而真实情况是我是个卖笑的人。

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不是逗别人乐的人——我是表演笑的。我像一个罗马皇帝或一个感觉灵敏的中小学生那样笑，我对17世纪的笑和对19世纪的笑一样熟悉，如果需要的话，我能使人听到所有世纪、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笑声。我很容易学会做到这点，就像有人学会修理鞋子一样。我胸中蕴藏着美洲人的、非洲人的笑，白种人的、黑种人的、黄种人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我就会按照导演的命令使这些笑声回响起来。 不用说，这是一种费力的职业，特别是由于我还熟练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这是我的专长。那些三四流的喜剧演员，他们老是担心观众是否能听懂他们的妙语和警句，对他们来说，我同样是少不了的人。人们几乎每晚都能在夜总会里见到我，充当微妙的类似捧场者的角色，每当节目出现了疲沓情况时，我就得去引出观众的狂笑来。这项工作应该做得恰到好处：我那豪放的纵情大笑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它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时刻爆发出笑声，使所有观众同我一道哄叫起来，高潮总算出现了。

于是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为终于下了班而高兴。回到家里，几乎总是发现这样的电报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录音。就这样，几个钟头后我又坐在一辆暖气烧得过分热的快车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了。

谁都能理解，在工作之余，我再也没有心思笑了：挤奶工人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而且木工家里通常有不好关的门或是不好开的抽屉；糕点师傅喜欢吃酸黄瓜，屠宰工人喜欢杏仁饼，面包师傅对腊肠的喜爱胜于面包；斗牛士把养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见到他的孩子鼻孔流血就会脸色发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在下班后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得要命的人，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一个厌世主义者。 我的妻子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里时常对我说：“笑吧！”但后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我已不可能满足她的愿望。我高兴的是高度严肃能使我那由于过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过于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的确，甚至别人的笑也使我神经紧张，因为它老使我想到我的职业。因此我们安详平静地过着婚姻生活，因为我的妻子也忘记怎么笑了。

我麻木地度过我的一生，很少时候才会露出温和的微笑，我常常问我自己从前是不是笑过，我认为没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证，我一向是个严肃的人。

就这样，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雪

（美）罗宾·西尔弗曼

十二月初的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外面银装素裹，下了一场好雪。十一岁的女儿艾瑞卡央求我：“妈妈，早饭后我们去滑雪好吗？”我也无法抵御滑雪的诱惑，于是我们穿戴整齐，向林肯公园高尔夫球场的大斜坡进发，那里是我们这个平坦城镇所拥有的唯一一座山丘。

我们到达目的地，小山顶上已经挤满了滑雪的人。

我们在一个瘦高个男人身边找到一处空地，这个男人也带着儿子滑雪。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趴在雪橇上，正等着雪橇启动。“爸爸，开始吧！”男孩大声地喊道。

男人转过身来，非常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我们先滑，可以吗？”

“赶紧去吧，”我对他说道，“你儿子已经急不可待了。”我的话音刚落，那位父亲便猛地推了一下男孩的雪橇，雪橇顿时飞了出去！可是并非男孩的雪橇独自向下滑行，男孩的爸爸也跟在雪橇后面拼命地奔跑。

“他肯定担心他儿子的雪橇会撞上别人。”我对艾瑞卡说道，“我们也要小心为妙。”

随之，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雪橇，伴随着飘飘洒洒的雪花，我们嗖嗖地向山下滑去。雪橇滑到山脚一条小河旁边，眼看就要撞上一棵大槐树，我们赶紧从雪橇上纵身跳下，四仰八叉地摔倒在雪地上，两人笑成一团。

“真过瘾！”我喊道。

“可是往回走得花很长时间。”艾瑞卡提醒我。

的确如此。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山顶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瘦高个男人也拉着雪橇往回走，他儿子仍然趴在雪橇上。

“看人家爸爸是怎样对待孩子的！”艾瑞卡对我说道，“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

我差不多快要喘不过气来，我对她说：“没门，我的小祖宗，你就继续往上爬吧！”

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开始准备往下滑了。

“爸爸，快，快，快！”男孩喊着。男孩的父亲竭尽全力又猛地推了一下雪橇，然后跟在雪橇后面狂奔，到了山脚，他又开始拉着载有小男孩的雪橇往回走。

这父子俩就这样来来回回玩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的艾瑞卡自己能爬山不需要我照料，可是我仍然累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滑雪的人们大部分都回家吃饭去了，山顶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最后，只剩下我们和身边的父子俩以及稀稀落落几个人还在那里玩．

我暗自思忖，到了这个时候，那位父亲大可不必再担心孩子的雪橇撞人了，尽管小男孩还小，可是让他自己拖着雪橇往回走一两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这个男人似乎不知道疲倦，一直心甘情愿带着儿子这样开心地玩着。

后来我忍不住朝他大声地喊道：“你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瘦高个男人转身冲我笑了笑，“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不能走路。”这位父亲坦然相告，没有隐瞒。

我一下子愣住了，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山上自始至终没见到男孩下雪橇。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我压根就没想到男孩竟然有生理缺陷。

尽管我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名字，但一周之后，我在当地报纸为我开的专栏里讲述了这个故事。也许他本人，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随后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亲爱的西尔弗曼夫人：

和我儿子每天所做的努力相比，那天我在山上使出的力气根本不值一提。对我而言，儿子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像他那样坚强，哪怕只及他一半坚强我也心满意足。

（摘编自《新民晚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