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成人”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认为书院教育“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塔铺（第四章）

刘震云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

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

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唯独“耗子”乐呵呵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爹来送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书，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

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两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到。”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

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影。

李爱莲指着那人影，“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

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 “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才发现，爹的鞋帮己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 ”我惊叫。

爹仍是笑，把脚收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

爹接着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

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

爹爬起身，准备从另一条岔路回家。

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来背《世界地理》。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材料一：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形象化称呼，是在沿海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常说的耐盐碱水稻是指能在盐(碱)浓度0.3%以上的盐碱地生长、且亩产300公斤以上的水稻品种。它没有普通水稻的病虫害，不用打农药。国外最早开展耐盐水稻品种筛选和培育工作的是斯里兰卡，并于1939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抗盐水稻品种Pokkali。我国的水稻耐盐性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开展了全国稻麦抗盐碱协作研究。1986年11月，广东湛江的陈日胜在海滩边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经多年繁殖、筛选，育成“海稻86”，具有较好的耐盐性。

近年来，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致力于海水稻研发，通过基因测序技术，筛选出天然抗盐、抗碱、抗病基因，利用杂交与分子育种技术，计划在3年内选育出可供产业化推广、亩产300公斤以上的耐盐水稻品种。据报道，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16年试验种植材料亩产突破500公斤，

2017年小面积测产最高亩产达到621公斤，2018年筛选出176份优良材料在全国五大典型盐碱地试种。2017起，海水稻研究中心组织开展国家耐盐水稻联合体试验，分北方中早粳晚熟组、黄淮粳稻组和南方沿海籼稻组三组，在全国沿海滩涂及盐碱地不同生态区设置18个试点，对首批25个参试品种进行了试验鉴定，筛选出16个品种进入2018年试验，其中9个进入生产试验，新增23个品种进入2018年区域试验。

(摘编自王才林等《耐盐碱水稻研究现状、问题与建议》)

材料二：

采用单盐溶液进行种子处理，盐(NaCL)浓度分别为0g/L、6g/L、9g/L、12g/L、15g/L五个处理。将种子置于50℃恒温箱中高温处理48小时，随机挑选饱满种子50粒，均匀置于铺有2层滤纸的直径9cm培养皿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NaCL溶液10mL，2次重复，放入30℃恒温箱中发芽，至第10天记录种子发芽数。相关数据见下表：

盐胁迫对芽长、根长、根数的影响

（摘编自张国新等《盐胁迫下水稻种子发芽特性及耐盐性评价》）

材料三：

由武汉海稻国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沙漠环境下开展的海水稻试种工作在阿联酋迪拜取得巨大突破，水稻种植面积和水稻单产均刷新了迪拜沙漠水稻种植纪录，项目成果获得迪拜酋长及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肯定。

2018年10月，受迪拜方邀请，中国资深水稻专家前往迪拜，为当地沙漠环境下开展海水稻的种植提供完整的配套技术服务。迪拜农业生态气候条件特殊，水稻生产的安全窗口期非常短暂，在技术上稍有疏忽就会导致水稻绝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项目专家小组克服了“苗期夜间低温”“全生育干旱少雨”“沙土保水保肥能力差”等诸多不利因素，通过创新播种方式、科学的肥水管理、严格的生长进程管控，实现迪拜海水稻高产。经专家测产，迪拜项目区试种的海水稻目前平均亩产达到629公斤，实现了迪拜沙漠盐碱地水稻种植的重大突破，项目成果达到了沙漠盐碱地水稻种植的国际先进水平。

（摘编自2019年7月11日中新网《中国海水稻在迪拜试种刷新当地沙漠水稻种植纪录》)

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 19 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但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想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所谓呼应，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现，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本身也自能发光，《红楼梦》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摘编自龚鹏程《文学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