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贸易顺差逆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相反，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双方出口进口基本持平就叫贸易平衡。

贸易顺差额高并不一定好，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货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货币被低估。这增加了货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货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

而相反，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时，即表示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该国在该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大量的贸易逆差将使国内资源外流加剧，外债增加，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有效运行。因此，政府应该设法避免出现早期的贸易逆差。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一般是由于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持续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所引起的。贸易摩擦主要包括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三种形式。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资料：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

材料三：

如果只看数字的话，中美之间存在数额巨大的贸易逆差。比如2016年，中国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540亿美元。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额更是高达3470亿美元，但是事情并不仅仅这样简单，要客观理解中美贸易逆差数据，有三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一是在中美贸易中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不能被无视。根据中方的统计，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地；二是美方的统计数据误差过大；三是即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亏了。

那么，万一中美启动贸易战谁的损失更大？对此有两方面需要澄清。

一方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从未停止。另一方面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是巨大的。美国出口的62%的大豆、14%的棉花、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25%都销往中国。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发难，除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因素作用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服务其当前国内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在各项政策迟迟无法推进的情况下，他对内需要跟各方势力有所妥协，对外则需要有所动作。

（摘编自《经济日报》）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

老爸送来的三袋米

爸从乡下来，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袋米。

爸说：“这是今年的新米，带给你们尝尝。”妻笑着说：“谢谢爸爸。”

晚饭是用爸带来的新米煮的。“哇，真香！”妻对爸说：“这米比我们买的好吃。”爸开心的笑了：“咱自个种的，还能孬？”

晚上，妻对我说：“爸也真是的，从大老远来，为的是送一袋米。”我说：“这是爸的一番心意。”妻感动的说：“爸真好。”

一个月以后，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又送来一袋米，爸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城里竟然有人卖有毒大米，还是家乡米放心。”妻说：“爸我们吃的是大超市买的米，人家有信誉保证呢。”

爸憨憨的笑了。

妻把我拉进厨房，说：“你跟爸说说，往后别送米了，来回车费四五十块，爸也不算算，这么一折腾，米都什么价了。我们刚刚贷款买了房子，爸也不想着替我们把钱省着。”我笑着说：“你以为爸和你一样是学经济管理，懂得成本核算啊。”

饭时，我对爸说：“您往后别送米了，吃不完没地方放。”爸不作声，埋头扒饭。妻挤眉弄眼地朝我笑。

第二袋米还没吃完，爸又来了。坐了一天的车，送来一大袋米，比上次那袋多出了一半。

妻不高兴了，在厨房里一个劲地埋怨我。爸正在客厅看电视，自个儿乐。

我把爸叫到里屋，说：“跟您商量件事，您往后就别送米了，行不？大老远的，花车费不说，人也折腾的累，不值。”

爸脸上漾着笑没了，一脸难色。他说：“你不晓得，老家隔壁，你李婶的儿子，每次开车回去接她到城里，李婶总要问我啥时在到城里玩，我说：‘我儿子早跟我说了，只是我舍不得丢下那块地。'秋收了，闲了，再找理由说不过去，我寻思着还真得来，可我不能空手啊，车费不能白花，乡下没稀罕东西，带来米免得你们买。儿啊，你的话爸懂，爸晓得你们的难处，爸这次回去，可以跟你李婶说城里我都去了三遭，我都玩腻了。只是爸没想到会闹得你们不开心。”

爸低着头，那神情就像犯了错误不知所措的孩子。我心里发酸，一阵沉默。爸突然抬头说：“儿呀，其实，爸是真的想你们哪。”

爸的声音哽咽了。

晚上，我给妻讲老家的邻居李婶，讲老爸的经济学观点，讲老爸的眼泪。

妻哭了，搂着我，轻轻地说：“等我们条件好了些，就把爸接来吧。”

人生有多少尴尬就有多少美丽，有多少美丽就有多少至真的情。我的老爸啊，您送来的岂止是三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