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散步

成熟住在城边上，离他家不远，有一条僻静的乡间小路。茶余饭后，他常去那儿散散步，品味着湖光山色、鸟语花香。按他的体会，每每去溜上一趟，就仿佛做了次心理按摩，那平日里因事务繁忙、竞争激烈而导致的神疲心累的感觉便可得到些排解。

然而，事情往往会有例外。

某日，他溜达了一阵后从另一条小路踅回，当穿过一片松林来到湖畔时，猛地看到三个十多岁的小孩在一艘小船上玩耍，其中俩小家伙各执一根竹杆在随意划动，船儿像个醉汉似的歪歪扭扭地向前。而当时岸边和周围又没有一个人。顿时，成熟不由自主地顺路一溜小跑起来——咋搞的？他有点莫名其妙。很快，他刹住了步履。哦，原来是我在担心那些小孩掉水里呐，想尽快回避……这也太多虑了，咋可能恰好这会儿出事喏？他摇了摇头，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好笑。继而，他想劝小孩不要在水里嬉闹，可刚刚将口张开，心里忽地说不行不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一喊，万一有小孩吃了一惊而掉水里了或恰好这会儿他自己掉下去了，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于是，他抬腿便走，走得比先前快了许多，全然没了散步的韵味，倒像是匆匆忙忙赶路。他并不想走得这么快，然而似乎后面有人在不停地推他一般。少顷，湖面骤然传来叭啦啦的水声，成熟扭头一瞅，见划船的俩小孩没再划动，而是用身子在故意地摇晃着小船，船儿像个摇篮似的不停地晃荡，吓得另一小孩哎哎直叫。成熟不禁又跑了起来。心想这里一个行人也没有，船要弄翻了咋办？救吧，自己水性又不好，有危险；不救吧，良心又过不去，弄不好还有道德责任……唉——今日是咋回事噢？弄得这么狼狈，像鬼追来一样，这也太过分了！你不制止制止小孩也就算了，可也用不着这么紧张呀！就算这时船万一翻了，你不下去，也可以帮忙呼救啊。成熟想再次刹住步子，改为平常散步一样从从容容地离开，然而却没能做到，两腿像被人遥控了似的，又如同装了弹簧一般，近乎本能地迈着。陡然，后面传来扑咚一声，一个小孩跳进了水里游泳，成熟回头一望，以为出事呐，耳畔随即响起了压根儿不存在的虚幻的呼救声，当即他下意识地使出浑身劲头，如同百米赛跑一般朝前冲去，他要尽快冲出这个是非之地，那样子简直像是逃命。当他一口气跑到一座石拱桥时，因速度太快，一个趔趄，只觉嗡地一下，就啥也不清楚了。

当成熟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他，你这次可摔得不轻，幸亏被湖边几个小孩看到，赶紧叫人把你送来……

(选自《12篇好看的小小说》，有删改)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