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和子思、孟子虽然同属于儒家，但他们在学派内部的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思孟特别注重“思”，荀子就提出劝学来对抗。最直接的说法见于《劝学篇》的一段话：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给这两种工夫定了高下。尤其是后面一连串的比喻，在荀子看来，学习的本质是借助于自我以外的事物来扩展、延伸或者提升自己，如同登高而招，虽然手臂并没有改变，但可以达到见者远的效果，这就是善假于物的结果。思却只是局限于自我的内部，如同翘足而望之所得，终不能与登高之博见相提并论。在荀子看来，自我之外有一个广大的世界，此世界不是通过闭门之思可以了解的：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篇》）

必须是通过学习，外在世界的博大以及自我的局限和缺陷才可以呈现出来，被我们自己意识到。因此，外向的见闻就变得非常重要。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纯粹的思是无意义的。

思孟与荀子确实是主张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路径，前者看重的是思，而后者重视学。如果从成圣的角度来考虑，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类似的，都在肯定普通的人能够成为圣人。但是其成圣的基础和工夫却截然不同。对孟子来说，其基础是每个人都有的善性或者良心，其工夫则是“反身而诚”的思。对荀子来说，其基础却是人性的恶，以及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掌握的化性而起伪的能力。可以把这两种工夫分别概括为思以致圣和学以致圣，代表着儒家内部的学思两途。思以致圣肯定生命内部的善性以及良心：道德的根源不能从外部去寻找，必须返回到生命的内部，因此把反身的思看作是确立道德生命的根本途径；学以致圣则相反：人性是恶的，没有所谓的本心或者良心，生命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才能确立其道德的一面，因此需要通过学来了解作为生命之衡的道，进而由此道来规范自己的自然生命。

可以看出，学与思的不同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它们实际上牵连着荀子和思孟各自的核心观念。学注重外向的索取，思强调内在的发掘。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更要紧的是，对两者的侧重关涉到对生命的基本理解：或者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徐复观说：“孟子认为人之性善，只要存心、养心、尽心，便会感到万物皆备于我矣；所以孟子反求诸身而自足的意味特重。但荀子认为性恶，只能靠人为的努力向外面去求。由小人进而为士君子，由士君子进而为圣人，当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荀子特别注重学，而学之历程则称之为积；积是由少而多的逐渐积累。”总的来看，孟子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善的，所以偏重内向的思。荀子不同，性恶的主张决定了其认为生命必须通过外向的努力才能获得改变。

（择编自王博《论<劝学>篇在《荀子》及儒家的意义》）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难以真正实行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篇篇论文分量十足，对广东省甚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5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且漫且长，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世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又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可以鉴照世人。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语言是我们表达、沟通和传承记忆的主要工具，也是体现民族特性的重要元素。但是，人们经常会错误地使用某些词语，也会说出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甚至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和表达。因而，我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一些语言规范，以此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表现力。不过，在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看来，语言的规范纯属多余。那么，语言的规范真的毫无必要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平克虽然看到了语言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也注意到了语言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但他忽视了规范对于语言的重要性。一方面，语言规范可以帮助人们确立基本的语言表达习惯、言语技巧和思维体系，维护语言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语言是公共的，语言的发展取决于共同体的存在。语言的规范其实是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黏合在了一起，使人成为理性意义上的存在者。语言规范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三方面理由。

其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认知。虽然每个人都是凭借其先天遗传的“语言本能”或“先天机制”来掌握语言，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没有或者不需要应有的规范。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它为思想提供共同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只能依靠感官知觉去获得有限的知识，但是语言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方法去记忆、存储和推理，能够获取和创造更多知识。混乱的语言极易导致混乱的思维，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语言规范则有助于提升思维的清晰性与严谨度，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其二，语言的不规范使用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审美甚至道德判断。按照约翰·塞尔的观点，学习一种语言，也就是学习如何以言行事，如何以言取效，而这些都是规范性问题。通过了解语言规范，我们可以知道何谓恰当的、有效的或正确的表达，可以区分雅言与俗语，还可以知道如何避免在语言的使用中“以语伤人”。换句话说，学习一种语言并不只是学习语法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同时也是学习与之相关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

其三，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堡垒，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就中国而言，由于不同方言的差异，在进行跨区域交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沟通障碍。因而，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消除这些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就十分必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基本条件，语言的规范不仅有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虽然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之中，但保持其相对稳定、纯洁和规范都十分必要。当然，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必要规范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

（摘编自刘松青《语言规范缘何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