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器烧造上，人类表现出不约而同性，可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则完全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9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当时，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等，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国内外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于1492年到1522年间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日益旺盛之势。

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明正德时期生产的印有其徽章纹的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像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静物画中，常常以中国瓷器为道具；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中国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如果说元代中期之前，中国瓷器受海外文化影响尚少，那么从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1800年瓷器烧造史，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1000年瓷器输出史，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话。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

（摘编自侯样祥《瓷，中国审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 “超越民族国家博彝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土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