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

材料一

大量汽油、柴油消耗造成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之一。目前我国汽车主要以汽油、柴油为燃料，随着汽车产销量及保有量的迅速增长，燃油汽车带来的能源紧张问题也更加突出。而我国又是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国家，201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64%。而新能源汽车，能量主要是电力。现阶段我国主要依靠火力发电，以消耗煤炭为主。目前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煤炭供需总体平衡。

传统燃油汽车在运行过程中直接排放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有害气体，造成大范围分散污染。而纯电动汽车本质上是一种零排放汽车，一般无直接排放污染物，间接污染物主要产生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控制。另外，随着火电比重减少、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能发电比重增加，电力生产对大气造成的废气污染将逐渐减少。同时，电动汽车比同类燃油车辆噪声也低至少5分贝，大规模推广电动汽车将大幅度降低城市噪音污染。

（摘编自《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五年发展趋势预测》）

材料二

全球知名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近日发布《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在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排名中取得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两旺。上半年累计产销量分别为21.2万辆和19.5万辆，同比增长19.7%和14.4%。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全球汽车产业的生态正在重塑，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年已经成为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机遇。”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宏祥说。在这条机遇之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要到达“引领”，还有相当距离。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即电池、电控、电机方面还与先进水准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面临动力电池寿命短、续驶里程短、环境造应性差等技术性问题。北汽集团新能源汽车管理部部长詹文章等人认为，无论是什么汽车，最关健的是核心系统、部件，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从感知、计算、控制的核心设备到关键零部件都存在依赖进口的问题。此外，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智能”领城还有较大差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空间都比较大，智慧道路、智慧红绿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车辆上的应用还有明显不足。

（摘编自《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逆袭之路”的看点》，新华网2017年7月23日）

材料三

近日，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四部委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在2020年完全取消。

有行业人士称，补贴政策淡出之时，就是国外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日。第一电动网的肖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国外老牌车企都有新能源汽车规划，可能会在2020年中国财政补贴取消后，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外资企业蓄势待发”，这是她通过对能源汽车领域的长期研究做出的判断。

“其实，通过短期补贴提升中国汽车竞争力，只是一个‘弯道超车’战略。”肖莹说，对于本土企业来讲，能否在补贴取消后获得长足发展，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摘编自《全球领先优势正在形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4日）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麟角峥嵘数脊兽》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