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是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 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这不同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这种 政治的权力来推行的。

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 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而若一个时代里，传统的效力无法被保证，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千年墨香洗砚池

马力

王羲之故居有一片池水，在临沂城内的宅院，这样的清景大概少见。我在襄阳看过习家池，水势不小，不少人投饵抛丝，成了钓鱼池。王羲之屋前的一汪水，不是这样，它是练字时洗砚用的。墨水池和建在绍兴兰亭的墨华池意境相仿。

池边立数峰太湖石。列植的是柳树。临冬，树身枯瘦，园景因之疏旷萧寥。金柳拂水，很轻柔。如果换成郁茂的苍松，风味就不同了。还应该栽些花木，兰亭的右军祠即有和泉石相伴的竹荷。临沂靠北，天冷了，花凋草枯，无从赏看。

傍池筑亭造桥，晋墨斋、砚碑亭给波光一映，从哪里望去都是入眼的，远效兰渚山下的水边春禊也能得其雅韵。羲之论书，有“字贵平正安稳”的话，是求得一种娴雅从容的境界。这片屋轩叫人隐隐地领悟王书清妍劲媚的体势。绕池一走，也算得了一番熏习，仿若听弦赏音，心是静的。

羲之真迹无存。如果不是唐太宗请人钩摹，《兰亭帖》《快雪时晴帖》，我哪里看得到？梁武帝论羲之书法，下了八个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是需要“养气”的。眼前这一池水，升腾着浩然之气吗？我蹲下身，水面静得不皱一丝清漪，正像一幅可供落墨的素笺。这寂寂的古池哟，千年前的洗砚人连影都不留。池中偏要建起一座留香亭，来存那早逝的墨魂。看着在清波中弄影的白鹅，我似触到书圣微温的心；而韩昌黎的一联诗恰可来应眼前之景：“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粼粼的水波在冬日的阳光下闪亮，我宛如溯至中国书法史的上游，体味两晋书家浪漫的性灵和超卓的才情。悠然远想“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话，是王羲之的名言，我恍如随他“营山水弋钓之娱”，听樵语牧唱，徜徉自肆，何等欣畅！风景是一股清流，潺潺灌注人的心灵。这片园池，在临沂人那里是叫做“大墨汪”的。书史上常以“妍美流便”四字来赞羲之新体，此番笔意是由这“大墨汪”洇润着的呢。

后人宗尚羲之，习其书迹刻本。临池碑廊，尽展墨华，将心中吟咏寄诸正行草隶。格熟功深，众体皆有可观，笔势犹存晋人书品古淡风姿，正仿佛四方书家在池畔酬唱宴集。是艺术情感的浓聚啊！当今之世，学书者莫不尊仰羲之，视其为书史上一座峻直的逸峰。细看碑上腾舞的字痕，如见一片虔心。羲之回首书苑景象，也当朗声而笑了。羲之曾当过右军将军，后负气称病辞官，隐迹蕺山。昔世少了一个官人，历史却多了一位书圣。曾巩在那篇传世的《墨池记》里说“羲之之书晚乃善”，固然和他“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的经历相关，又印证着“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的道理；而“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句，足可为训。羲之清峻的骨格才是书艺的根底。话又落回曾巩的文章，云：“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默望右军故迹，吊古怀人，且领受其笔髓透出的风流气骨，我直如捧赏羲之的真迹影本，寻其笔踪，在波磔的妙迹和飞舞的墨花中，见到书圣的深心。毫芒印于纸上的微细牵丝，是他的一缕心痕，又宛似感性的小溪，静静地汇入书艺的川流。

北面一间大屋，是琅琊书院，清乾隆年间创设，授孔孟程朱之业，非王氏家馆，亦无关羲之痛痒。杜荀鹤：“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在这等清雅处，诗意真是不请自来。前面是一片平地，立碑，刻“晒书台”三字。草草看过，无心详问它的典故，只觉得意味不及墨池笔冢深浓。日后知道，羲之爱书，常将家存的汉简置此晾晒，故名。

书圣大概崇佛，曾舍宅为寺，普照寺。他在绍兴蕺山的庐庑也舍为戒珠寺。语曰：北国普照，南国戒珠，皆羲之故里。庭户成了青莲宇。昔年的寺貌颇壮观，我只游了一角。

临沂旧为琅琊郡治，素以孝义名天下。据传，那位以卧冰求鲤的懿行而入《二十四孝图》的王祥，即为羲之曾祖。出城奔东北走五十多里，入孝友村，能遇王氏后人。

①指南针（俗称罗盘）的发明和应用，与海上航路的开拓有着更直接关系。中国很早就利用人工技术和磁石的指极性来实现人工的地理定位，这对航海罗盘的发明和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海上航路的开拓具有密切关系。

②从目前能找到的历史文献资料看，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较大规模航海的时间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宋代笔记《萍洲可谈》中讲到，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时期，随着更大规模航海的出现，指南针已成为必备的主要航海仪器，应用更广泛。《诸蕃志》明确记载，“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为谨，毫厘之失，生死系矣”。

③使用罗盘航向定位，大大提高航行的安全性，与海图配合使用，成为古代远航的主要技术手段。罗盘一经华船普遍使用，很快被阿拉伯航海家接受。1181年出版的阿拉伯《商业宝鉴》，清楚讲到阿拉伯人模仿中国罗盘的制作和使用过程。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盘经度方位的词，就是中国闽南语中的“针”。12世纪，罗盘传到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是意大利商船。可一直到14世纪末，他们使用的罗盘都不如中国商船使用的罗盘准确度高。

④罗盘还可以用来记程，并导致航海图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航海者依图计程，航程、航路也被叫作“针路”。13世纪南宋的一位官员赵汝适，比较精通航海业务，能够监视并制作标有航路和“针位”的各国地图。郑和船队所以能够在印度洋上来去自如，依靠的就是标有“针路”的海图。

⑤罗盘定位技术之所以很快传到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沿海国家地区，既与中国船队经常停靠那里有关，也与中国航海人侨居在这些国家沿海城市有关。在那里，汇集着众多的来自阿拉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和水手，他们相互交流信息，完全可以从中国航海人那里获得有关罗盘的知识与航海图。航海图纷纷出现，与航海进入大航海之前的13世纪的航海第一盛期不无关系。目前可考的现存古海图是1311年绘制的一幅，标有罗盘方位线和边尺，边尺其实也是“针路”的进一步规范和明晰。罗盘使航海图的制作逐步进入定量制图阶段，为后来的大航海做了基础技术准备。

⑥中国早期使用的罗盘准确度相对高，但一般是“水罗盘”形式，或把磁针用灯芯草穿起，浮在水面上，或者置于人的指甲盖上，方式简单。相对准确的还有沈括的“缕旋法”，将指南针悬在无风处观察。比较完备的罗盘带有天干地支刻度，指示方位更明确。后来欧洲人做了改进，不用缕旋，改用支轴，俗称为“旱罗盘”。中国使用“旱罗盘”是从日本辗转引进的。一种技术输出，改进后再输回来，创新不断循环，体现了技术交流的可逆性特征。

（摘编自冯并《指南针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