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正是凭借着生活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着自建安以来诗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成熟的发展，飞翔在广阔的朝气蓬勃的开朗的空间，而塑造出那个时代性格的鲜明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艺术特征，就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而存在，它的艺术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是不可分割的。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以艺术的重要渊泉民歌为例，绝大多数的民歌是歌唱爱情的，以《国风》而论，像《硕鼠》一类的篇章究竟是占少数的。

人民要求幸福的生活，当然就形成与黑暗面敌对的力量，这里为什么没有思想性呢？它的思想性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般的理解，特别是表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正是属于后者。屈原的《九歌》不用说，没有具体揭露什么黑暗面，就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强烈的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黑暗面的描述。

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这里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当现实中光明的力量被压抑而黑暗势力横行的时候，揭露黑暗就成为主要的手法。当光明的力量得到发展，而黑暗势力不得不退让的时候，热情的追求理想就成为最直接的歌唱。

屈原的时代正是先秦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跃进得最澎湃的时代，屈原作品中华彩缤纷的形象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这与他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乃是一致的。而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其情形也正复相似。李白《古风》中少数揭露黑暗的诗篇，只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方面，而李白诗歌上主要的成就，李白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却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这里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李白诗歌之表现为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也表现在这方面的作品上，而不是他那较少的《古风》中。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起《国风》来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反而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节选自林庚《盛唐气象》第六节）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城，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者，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孔子关注西周宗法礼制的存亡，他认为，这种礼制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而制定的，在西周时期曾经结出丰硕的文化果实，他主张沿用西周的礼制。事实上，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西周宗法礼制已经开始出现摇摇欲坠的局面。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这样的变化，但是他以实际行动冲破了宗法礼制传统，办起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学生不分贵贱亲疏，更不论出生何地，都可以平等地接受儒家的教育。由此可见，孔子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选定了用教育和文化改造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众多思想学派，号称“百家争鸣”，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成就。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文化传承的基因，而儒学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都有影响。孔子以前及其同时期，许多人都讲“仁”。《国语·周语》：“言仁必及人。”“仁”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论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孔子不赞成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认为这是爱人的起点；讲“仁”不能离开“亲亲”，同时也不应仅局限于此，应面向社会。

孔子认为，人的思想行动符合“仁”的标准，可称为“仁人”。“仁人”超越了人的本能，是具有高尚理想、深厚道德修养的人，当其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无法兼顾时，他会牺牲个人生命去殉其理想。对此，孔子给予很高评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中华历史上，这样的理念熔铸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共同信念，成为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孔子所说的“仁”是各种德目的总称，他曾提出其他德目，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还非常重视孝道，认为人们心里尊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如果没有孝心，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提到了认识论高度加以论述，不仅阐明了君子应当如何做，而且阐述了为何要维护道德伦理的尊严，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的认识法则，即“中庸”。《论语》中多处记述了多与寡、有与无、实与虚、惠与不费、劳与不怨、泰与不骄等方面的统一，反映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特色，将道德规范与认识论密切结合，力求避免“过”与“不及”。宋代的“二程”(程颐、程颢)指出，“中”指平常的道理，而“庸”则是“和”，君子做事与待人接物都力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达到和谐的高度，这就是“庸”。“中庸”是中国儒学追求的精神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经过努力学习就可以达到。孔子讲道德操守，没有空洞说教的味道，合情合理，易于深入人心。孔子提出，君子要有“欲而不贪”的品德。如果让贪婪膨胀，其结果是“损矣”，使自己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这是必须要加以警惕的。

(摘编自张岂之《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