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如诗

赵思运

① 我一直认为，儿童的本质是诗的，诗的本质是儿童的。儿童和诗都是神性的。

②儿童是泛神论的，在儿童的眼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他会对着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说话，会给小凳子穿上四只鞋子……他那清澈的眸子里闪烁着的是神性的光芒。我觉得，一个太善言谈的人往往就失去了灵性与神性，孩子的言语不发达，但上帝赋予了他洞穿万物的神力，他能够直接与万物交谈，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往往对孩子的交谈感到不能理解。神性与太多的言语是对立的。不会说话的儿童以神性与万物沟通，而当他渐渐长大成人，足以表达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他的神性就被上帝收回了，与常人无异。所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彩虹》诗中写道：“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儿童是引领我们重新找回原初神性的父亲。

③诗人牛汉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正在写东西，他的外孙女突然伤心地大叫：“爷爷，花灭了！””这时，牛汉以一个成年人的权威口气矫正道：“不对！应是‘花谢了’！不是‘花灭了’！”外孙女坚定地抗议道：“花真的是灭了，花就是灯！”是吗？花是灯吗？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但是，外孙女的回答却“如五雷轰顶一般”使牛汉“惊愕得哑口无言了”。在孩子眼里，灯是有生命的，花是有生命的，儿童的言语所幻化出来的世界是成年人从未想象与经历过的，这一世界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是直接遇到的，随处都可以遇到的。在他们的眼里，一切都是有诗意的。他们的世界一下子点燃了我们成年人世界的诗意，使我们在麻木的生存中瞬间苏醒过来。

④孩子的世界是诗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对孩子的残害就是对人生之诗的残害，对美好世界的残害。当孩子们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对人性、对世界的绝美的憧憬是永恒不灭的。记不清是在哪一家刊物上读到过这么一首诗，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一位小女孩写的：

小女孩对挥锹动土的德国士兵说

刽子手叔叔

请把我埋得浅一点

你埋得太深了

明天我妈妈就找不到我了

⑤读到这样的诗句，我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椎心的疼痛，那种感觉绝不是用“震撼”一词就能够概括得了的。我会想象到：任何一个刽子手读这首诗都会感到不寒而栗！这首诗是在控诉，但又决不仅仅止于控诉。她的价值更在于唤醒，唤醒我们的人性，唤醒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的尊重，对美好世界的尊重。那个美好世界不仅仅属于孩子的乌托邦，它应该属于我们现实中的每个人，属于全人类，这个美好的世界应该包括那个女孩，也包括那个刽子手。

⑥最沉静也最打动我的是这么一个小场面，记得是格非某一篇小说里写的，十几年以前读过的。现在只记得几句话。是一个成年人与儿童的对话。

你的桥不牢

它是给鸽子走的

鸽子能飞过河去不用桥鸽子也能飞过去

它是给没有翅膀的鸽子走的

所有的鸽子都有翅膀

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

⑦在课堂上我曾拿这几句话以《童话》为题给学生当诗讲过，有一个学生很感动，说是读到的最好的诗了。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成年人与孩子的对话，成年人的话是对的，孩子的话也是对的。但在本质意义上二者却是极端对立的。成年人一再强调的是实用价值，依据的是常识与现实的真理原则；孩子强调的是精神价值，依据的是人性与形而上学的神性原则。在巨大的张力中，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神性的执着。孩子单纯的话语里的丰富蕴藉足以令人沉思、深思。

⑧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健康的儿童性”的概念，认为成年人应该具有双重视角，一方面，像成人一样以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揭示社会的底蕴；另一方面，又以儿童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把生活的厚厚尘土擦拭掉，让诗性与神性的光辉重新放射出来。

⑨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欲的无限滋生，现实功利的、纯粹理性的、实用真理性的生存密密地把人们的诗性与神性封锁住了。在上帝的眼里，成年人都是盲人。

⑩迷茫之中如何寻找光明？

⑾左眼是诗歌；右眼是儿童。

（选自《散文选刊》2003年第5期）

材料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便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最佳案例。通过挖掘潜力、提升管理、包装营销、文创开发等措施，故宫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网红”，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也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收益。在2月17日的亚布力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其实就已经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收入。并且，论坛中众多企业家对于2018年度故宫博物院总体收入突破20亿元表示乐观。一时间，故宫成为各文博单位争相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突破的过程。 2013年，即便它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开通了新媒体公众号，故宫给人的感觉还是严肃庄重、遥不可及的，直到2014年 8月1日，一篇名为《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文章让平均阅读量四位数的故宫有了第一次的10万以上浏览量，其中雍正行乐图被做成动图，雍正在河边洗脚、喂猴子，并配上了让广大网友觉得十分接地气的文案。而2016年，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和有关性情各异的文物修复大师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爆网络，网络平台播放量突破100万次。2018年10月下旬，故宫与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开播。在年轻群体中颇受欢迎的演员邓伦与周一围担任“故宫文创新品特邀开发员”，在每期节目中联合嘉宾与专家进“宫”识宝，了解宝物的背后故事，并与设计师一起开发与故宫元素相关的文创产品。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随着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火爆，和相关影视综艺的走红，故宫的品牌形象从古老庄重的博物馆和宫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越来越迎合年轻游客的需求，也不断拉近着“皇宫”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摘自《故宫文创15亿营收背后：跨界+IP+网红》）

材料二：

材料三：

故宫走红，与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着直接联系。他曾这样说：“故宫要吸引更多的公众、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吸引年轻观众，必须用年轻人的方式。”故宫运营的成功，首先是挖掘潜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开放面积，随着开放面积达到80%，故宫大量的空间被清理出来，让拥挤的游客有了分流空间，并让很多沉睡在库房的文物有了展出机会，更让故宫在常规展览之外依托更多资源和空间策划更多的展览。其次是转变管理观念。故宫在管理方面从以保护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公众为主，开始致力于提升公众参观游览的体验度，修整地面、理顺购票安检流程、科学配置厕所等，这都有利于公众在参观游览时感受到温馨和便捷。单霁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参观者的目的性多样化了，过去就是来旅游，但今天来的人有看展览的，有拍雪景的，有喝故宫角楼咖啡的，有买故宫文创图书的。“需求多样化，应变也必须跟得上。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不同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趋势，把这些叠加起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后是营销包装。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故宫经过一系列包装策划，用呆萌的形象迅速吸引大批年轻人目光，由此带出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大卖。在这个过程中，重视新技术和新渠道是成功的经验，文创产品开发也注重彰显故宫特色，体现了差异化，让公众眼前一亮，流量变现的过程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文明的载体，珍贵脆弱的文物常被束之高阁，供我们隔着玻璃恒温恒湿地观赏，却忽略了越是钦慕，越是渴望了解、渴望触碰的心理。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是对于工匠精神的尊崇，对文化的传承却不会改变。今天故宫博物院将文化自信渗透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作、营销的各个领域，既跟随了时代步伐，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等进行了体现。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故宫运营模式的创新价值》，有删改）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