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创作着

于 溪

世间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的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诸多的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你只要再多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又将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么样呢？怕是连人间的剧目都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看来差别永远要有，看来苦难只好接受，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重读《我与地坛》，再次感慨史铁生的人生。其创作境界也非一般作家能及，如果不瘫痪的话，人高马大的他也许不会从事写作。他十五年间一次一次来到北京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莱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荒芜的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这篇让人震撼不已的名作。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生命里都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痛。疾病疼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从而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自身存在，而文艺创作往往就是病中吟，天才灵感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

面对宫刑摧残与污辱，司马迁想到了死亡，但非人能忍受的痛又让他坚定信念，决定隐忍苟且地活着。心头如烈火在燃烧如利刃在杀戮，他在极度的愤怒与悲怆中完成了传世之作《史记》。这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旷世奇书，描述的是历史大千，烛照的是世道人心，自身的痛苦增加了司马迁的压抑与反抗，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还有博大的同情心、强有力的讽刺、压抑的情感洪流、史诗般的锐利笔锋，这一切同时出现在司马迁笔下。这部光辉的巨著让他饱受疼痛的灵魂得到不朽。

许多文艺奇才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痛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4岁时，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已使他快入棺材。7岁患上严重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治疗。46岁牙床突然长满脓疮，只好拔掉几乎所有牙齿。牙病刚愈，又染上可怕的眼疾，幼小的儿子成了他的“拐杖”。50岁后，关节炎、肠道炎等多种疾病吞噬着他的肌体。后来声带也坏了，靠儿子按口型翻译他的思想。他仅活到57岁，就口吐鲜血而亡。但上帝似乎觉得给他的痛苦还不够深重，还给他的生活设置了各种障碍和漩涡。他长期囚禁自己，每天练琴10至12小时。13岁起，他就周游各地过着流浪生活。他一生和5个女人有过感情纠葛，其中一位是拿破仑的遗孀。但都没有结果，仿佛痛苦才是他的情人，她把他拥抱得那么热烈和悲壮。

3岁学琴的帕格尼尼，12岁举办音乐会并一举成名。之后他的琴声遍及法、意、奥、德、英、捷等国。他不但用独特的指法和充满魔力的旋律征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而且发展了指挥艺术，创作出《二十四首随想曲》《女巫之舞》和6部小提琴协奏曲及许多吉他演奏曲。欧洲当时的所有文学艺术大师如大仲马、巴尔扎克、肖邦、司汤达等都听过他的演奏并为之激动。李斯特甚至大喊：“天啊，在这四根琴弦中包含着多少苦难、痛苦和受到残害的生灵啊！”

是苦难成就了天才，还是天才特别热爱苦难？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粒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沙子，一年又一年，多年以后，原来那不适、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西伯被拘禁而演《周易》，孔子流亡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却著《国语》；博尔赫斯因为眼瞎而洞若观火，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却登上了一个健全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峰。

痛，除了让肉体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之外，也时刻警醒着我们的灵魂，将创新的意识照亮，放射出一道道光芒，不朽之作常常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

(有删改)

“力学之父”钱伟长

邓艳玲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钱穆，著名学者)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学物理，要造飞机大炮。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并不赞同他的选择，建议他还是继续学习渊源的历史学。钱伟长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的支持，计划顺利实施。

为了国家的需要是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也是他留洋求学的初衷。1940年1月，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出发前，四叔钱穆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钱穆，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为国家学习的动力激励着钱伟长，入校第一天他就定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和导师辛吉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那部文集里，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一举成名。

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受冯•卡门邀请，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

不过，当钱伟长听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决定回国。1946年，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其他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日子非常清苦，钱伟长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他一度在当时尚未回国的钱学森的建议下萌生了举家移居美国的念头，他工作过的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一直期望他回去。最终，钱伟长没有离开。

在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岁月里，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钱伟长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便发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