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经历的历史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灵魂，然而口述历史因为经由口述者的记忆，叙述以及访谈者的文本整理这些环节往往使客观的历史发生变形甚或失真。

首先是历史记忆的问题。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口述记忆的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一些折扣。可以说，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之真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而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是经过记忆本身过滤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然后是历史叙述的问题。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和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限制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往往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变形甚或失真。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最后是文本整理的问题。口述历史有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必须共同参与。访谈者对口述历史的文本整理，实际土是对口述者呈现的历史记忆进行主观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过滤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经过处理。

历史之真经过记忆、叙述、文本整理的过滤和阻隔，口述历史的历史真实实在堪忧。我们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为了保证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必须着力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和历史叙述的真实。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左右，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所能把握的。所以，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从而将历史记忆完整而准确地以语言表述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历史记忆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来。

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历史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追逐历程。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视域中的真实性》）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请接受残酷 

迟子建

①一个儿童站在漆黑的楼道里敲一扇铁灰色的门，他没有听到回答声；一个年轻女子伫立在百货商场柜前为丈夫购买丧服的衣料；一个探险者倒在茫茫无际的丛林中，弥留之际他发现鹰和乌鸦在头顶鸣叫盘桓不休；一个终日坐在河边洗衣的女人突然有一天发现河对岸那棵美丽的椴树让人砍了，而那椴树正是她曾与弃她而去却缅怀不已的恋人约会过，从此她不再来河边洗衣。这些景象的出现，标志着残酷的诞生。残酷走来的时候总是步履从容，不动声色。残酷可以出现在战场、医院，也可以出现在阳光明媚的网球场绿草簇拥着的花坛。生活让人学会残酷，而艺术必须让人接受残酷。

②一幅画的失败，一首交响乐的流产，一篇小说的流于平庸，并不意味着残酷。艺术的残酷是一种精神自虐的残酷。当你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对全世界的人发表演说时，心里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恐怖、甚至厌倦，残酷在这个时候威风凛凛地走向艺术。

③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在残酷微笑着向他们走来时总是采取积极态度。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一个在西方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一个在东方用刀剖开自己的腹部。他们冷静地接受了艺术的残酷。尽管有许多饶舌的社会学家对他们的自杀做出了种种看似理由很充分的分析，但那只是社会学家的误解而已。能使艺术家结束生命的，只能是艺术。而我们总是在接受别人残酷上领略辉煌，这实在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哀。

④生活中出现残酷时尚有补救之机，而残酷走向艺术时只能面对死亡，你别无选择。没有任何伟大的艺术家会不断创造高峰，人在艺术的探索中越是执着、激动而勇往直前，同时又越是疲惫、绝望。艺术是狡猾的，当你迢迢奔向它时它能神采飞扬地向你招手，而当你切近它时却又将真实的面孔转向别处。所以总在路上行走的奔向艺术的人（不是艺术家）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尚且能在生活中占一席之地。而真正走到艺术临界点的艺术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接受了双重残酷：生活的和艺术的。

⑤卢浮宫的藏画，巴黎图书馆的藏书，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拉威尔留给我们的音乐，无一不是残酷的表现。我们在领略伟大和辉煌的同时，必须明白我们首先应该接受残酷。凡•高的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燃烧着的向日葵是残酷的，因为它曾使凡•高的心灵备受摧残而又令后来者手持画笔望洋兴叹。《老人与海》《神曲》《喧哗与骚动》《人间喜剧》是残酷的，因为后来的作家在涉及同类题材时没有达到它的精神境界。《红楼梦》也是残酷的，它站在中国古典小说塔尖的位置上使其他作品黯然失色。而中国的艺术，能让人领略到残酷的却是太少太少了。徐悲鸿画马与齐白石画虾，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不明白为什么之后还有一些国画家孜孜不倦地画马和虾，真是不可思议。

⑥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让我看见三天》，在命题上是残酷的，因为她永远看不到她要看到的三天，只是她文章中的三天太罗曼蒂克，她没有让我们看到残酷的三天，因而这三天不是永恒，它时隐时现。

⑦我非常喜欢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结尾：

那男人躺在床上。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仰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常年积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⑧这是最精彩的结尾，因为它是残酷的，是岁月，爱情的残酷，同时更是艺术的残酷，让我们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