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俭期《独不见》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后来，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和之七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时期？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俭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养①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摘编自《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有改动）

杀 羊

雁戈

村主任家的院子里围了一圈人。

他们当中，有腰里系着围裙、手上拿着锅铲的；有一手戴着手套，一手提着烘笼的；有头上顶着帽子，鞋里光着脚的……看上去，他们来得都很匆忙。

都腊八节了，又有谁不忙呢？

村主任也很忙。一大早起来，他便去麦老汉的羊圈里挑了两头在肥羊。一头纯白，另一头也是纯白。趁还没立春，得把羊送出去，一头给书记，一头给乡长。毛色一样，轻重也得一样。都是做得了主的人，让谁吃亏都不好。村主任把整个羊圈几乎翻了个遍才挑出这两头羊来。

麦老汉打包票说两头羊的重量相差不会超过半斤。结果他却看走了眼，一头羊比另一头羊重了一斤八两。麦老汉半天都没把秤放下，冲村主任直眨眼。意思非常明了，就是问村主任该如何是好。村主任不眨眼，只皱了一下眉，笑呵呵地说：“把一斤八两抹了，两头羊给一样多的钱，不就平了？”

确实平了！麦老汉左手摊着书记那头羊的钱，右手摊着乡长那头羊的钱，像被点了穴道，嘴巴半天都没合拢。麦老汉的老伴儿也不说话，只顾拿拌食的木棒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给羊喂食的木桶。羊被套上了草绳，却不肯跟村主任走，蹬直了腿往木桶那边挪，直把草绳拉成了一根笔直的棍子。麦老汉蹲下身子，把老伴儿的手和木棒一起摁住，两头羊才跌跌撞撞地跟在村主任身后上了路。

村主任一走，麦老汉的老伴儿甩开麦老汉的手，“价钱这样便宜，还要短斤少两，本都够不了！”抱怨过后，老伴儿的眼里便有些潮湿。

麦老汉叹口气，安慰老伴儿说：“你也别恼。村主任刚才在羊圈里说了，上回开的证明乡里已经盖了章，等他把羊杀了，就让我去拿。”

 “你不会是哄我吧？”老伴儿半信半疑地斜了麦老汉一眼，提着木桶怏怏地进了羊圈。麦老汉没有哄老伴儿，村主任也没有哄麦老汉，村主任院子里的那一圈人围住的正是麦老汉的两头羊，杀羊的胡屠夫和指挥杀羊的村主任也被围在中间。

两头羊都是公羊，脾气暴，性子烈，见不得胡屠夫眼里的那股子气焰，挣断草绳把胡屠夫撞了个四仰八叉。那些拿着锅铲的、提着烘笼的、戴着帽子的……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羊站住了，腿直愣愣地撑在地上，耳朵直愣愣地竖在空中。村主任朝其中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书记的！”又冲另一头羊努努嘴说，“这头是乡长的！千万别让它们跑了。”于是，拿锅铲的扬起了锅铲，提烘笼的举起了烘笼，戴帽子的摘下了帽子……可是谁都不敢近前。人和羊就这样对峙着，连时间都像凝固了一般。

是麦老汉的到来打破了院子里的僵局。两头羊先是机警地竖起耳朵，紧接着就撒起欢来，用羊角在麦老汉的腿上蹭来蹭去。麦老汉顾不上跟羊亲热，给村主任敬了根烟，接着又给胡屠夫散了一根，本想依次散下去，却发觉烟盒里的烟不够。他只好把烟盒攥进手心，冲大伙儿抱歉地笑笑，回头对村主任说：“我想把我的证明拿回去。”

村主任愣了愣神，从裤兜里扯出一张纸，展开打量了一眼。麦老汉忙伸手去拿，村主任却捏在手里，往后扬了扬，说：“等把羊杀了，就给你。”

麦老汉瞅瞅胡屠夫，又看看村主任，叹息一声，从地上捡起挣断的草绳，一手搂着一头羊的脖子，在它们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两头羊便乖乖地躺下，任由麦老汉绑了它们的腿，再也动弹不得。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麦老汉摸摸一头羊的角，又摸摸另一头羊的角，缓缓站起身背过脸去。那场面，他不敢看！

全场先是一片肃然，接着很快便沸腾起来，掌声、跺脚声、锅铲击打衣服的节拍声……此起彼伏。麦老汉背心一凉，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谁叫你们要变羊呢？” 麦老汉揉揉发涩的眼睛，跌跌撞撞地挤出了人群。

刚要走，一阵北风刮过，村主任手里的那张纸忽然传来奇异的颤声，麦老汉把团在嘴里的一口痰硬咽了回去，转过身重新挤进了那个圈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