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①从我国绘画史上看，历唐以后，从五代至宋，元，山水画高度发展，画论也相应地开始触及山水画的特殊艺术境界问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一节中，曾有关于“意”的说法，但没有涉及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宋代是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山水画理论也日趋形成。杰出的山水画家郭熙，在山水画的创作和鉴赏中，开始具体地阐发了“意”这一概念，并说“境界已熟，心乎以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可以看出郭熙已经接触到山水画意境范畴的问题。元代山水画，在主观意兴表达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但在画论中都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意境”的概念。至明代笪有光，才在其所撰的《画筌》中，第一次使用了“意境”一词。他不仅发展了荆浩的“真景”说而提出“实境”、“真境”、“神境”论，而且还对郭熙所触及到的“意”与“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发挥，已经论述到山水画“境”范畴的一些问题。可以说，山水画意境说，是从笪有光开始正式提出的。以后明、清两代画论中，对意境范畴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阐发，构成了我国古典山水画论中的意境理论。

②在山水画的具体创作时营造什么样的意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精心地构思、立意，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才能有的放矢。构思是指作者孕育作品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它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将生活素材在头脑里加工成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它包括立意、选材、确定表现形式等，其核心内容是立意为象，即确定作品表现的主题，而主题内容各式各样，有的简古，有的奇幻，有的秀美，有的苍老，有的淋漓，有的雄厚，有的情逸，有的余味……不论何种意境的营造都需经历一个以情观景、触景生情、寄情于景，最后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奇妙境界的过程。当然要想达到最高境界，除了作者必须具备的绘画技巧外，还要有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功夫在诗外”的修炼和积累。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提高构思，立意能力的根本途径。

③纵观历代名作，留白成了创建意境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山水画在意境层面上的另一个升华。创造画之意境的手法有很多，运用这些手法是为了加强空间境想的感染力。留白就是造成这种感染力的手段之一，它留给观者再创造的空间。宋代的扇画中空白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以上。如《秋林水鸟》《岩关古寺》，前者画的水畔一角，既没画水，也没有交待对崖，作者画的是山岫一隅，既没有画远山，也没画云雾，但使观画者并不感到缺少什么，反而能产生远远超出画面的联想，画是空间艺术，在动态和静态的描绘中多以动中求静，静中求动，一直在生着，动着，在谐和而有规律的状态中活动着，使画面产生美学上的价值和观赏性。留白成了山水画的一种特殊语言，山水画在平远、深远、高远的空间建构中，不自觉的使留白成了创设趣味和意境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