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法

朱良志

卫恒《四体书势》讲：“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以自然鸟兽外在紧张的动态形式特征来描绘书法。其语义的是强调说明内在的“势”与内在的节奏。

书法中对于迟与速、燥与润、疾与涩都不能偏重一面，比如为了“燥”的效果而简单的使用渴笔或特殊的墨。书法的用笔及形态表现要燥中有润、润中有燥是非常清楚的，看起来干炼秋风的线条、用笔，却又有润泽如春的感觉，方能入妙。概括地从表象、形式的层面谈及燥与润、迟与速、疾与涩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书法只从这些表象和形式入手，从我们古代书论来讲，必然不是一个最好的路径。因为我们中国艺术的本质，包括书法，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追求，它的节奏感也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节奏感，而是内在心灵的蕴藉，是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中间，一种生命的反应。这种生命的反应跟人的情绪、情感、潜在的理性知识以及对某一问题独特的领会角度有关，其直觉和理性都在起作用，是一种整体的呈现。这样的东西不是在形式的节奏上把握就能达到的，而需要艺术家具有良好的修养、特别的情愫、内在的资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独特的感觉世界，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像迟与速、燥与润、疾与涩的问题，是人的内在情性的培植与外在的艺术形式如何契合的问题。

在书法与绘画中，我们讲“意在笔先”，有人讲书法是一种纯形式艺术，德国音乐学家汉斯力克讲音乐是一种纯形式的艺术，音乐本身是没有感情的，音乐节奏本身也不是感情。但节奏背后必然要受感情、知识、理性的左右。所以，“翰逸神飞”必要“神融笔畅”，神融是关键，孙过庭讲“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不是玄虚的东西，它要求必须有非常大的气度，像弘一法师早年与晚年的书法有很大的不同，绝非简单的形式感的变化问题，而是另外的哲学、思想、情感对他的影响，造成了他书法风格的变化。虽然书法被有些学人称为“形式之艺术”，但书法不能导向“技”的方面。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艺术最典型的表征形式，正因为它是“写意的”中国艺术的最典型的表达，它代表中国艺术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线条，而在于它重视情性。

书法不是形式之艺术，而是“表现”之艺术。从这方面来讲，例如黄庭坚的书法就有极高的价值。黄庭坚若没在“苏氏集团”中的悠游，没有他对道禅哲学的领会，他书法风格的独特面貌也不会出现。

书法当观“韵”， 韵不是形式感的问题，还是内在情性的东西。所以“意在笔先”、“书在写意”还是中国艺术的本质，中国书法体现中国艺术的特征也是在这里。

（有删改）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