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黄鹤

①在中国，凡识得几个汉字的人，无不知道唐代崔颢那首题名《黄鹤楼》的诗。也许全诗记不下来，但打头的这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是能挂在嘴边的。

②正因为这首写黄鹤楼的诗，实在太家喻户晓，太脍炙人口，结果，反宾为主，主次颠倒，倒不是这首诗，因楼而名，而成了这座楼，因诗而存。

③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样大作用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与讨饭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让人很不提气。可诗人崔颢的这首诗，却能够使黄鹤楼屹立于武汉三镇。虽然这其间，几度沧桑，多次废兴，还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这诗，才使黄鹤楼千年不倒。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

④诗只八句，其实好读好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潜编的《唐诗别裁》，对这首诗评价极高：“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誉之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

⑤这首诗，即使在唐代，崔颢刚一落笔，便不胫而走，很快就遐迩闻名，广为人知。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得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向后转，退出这场竞赛。

⑥崔颢的诗，让李白十分赞赏，同时启发了他的诗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点较劲的意思，这位唐代第一诗人，先后套崔先生的诗路，写过两首诗。第一首为约作于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的《_________》：“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犹未尽的李白，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期间，又作了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方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⑦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迹仍在，但却因自己的才气，而能写出与崔作工力相敌、未易甲乙的佳构。尽管如此，李白的这两首力作，终究压不倒崔颢之绝唱。由此可见，崔颢的《黄鹤楼》，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代，那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是不由分说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才叫真正的传世。

⑧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修建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武昌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在很长一段岁月中间，武汉有黄鹤楼之名，而无黄鹤楼之实。拆楼以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一直拖着，没有说修，但也从来没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

⑨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当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是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诗在，则楼必存。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拔千斤。

⑩一首不朽的诗，使一座建筑物安然无恙地流传千古，哪怕拆了还得再建，证明了文学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卖笑的人

海因里希·伯尔

每次别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就感到很尴尬，就会脸发红，讲话结结巴巴，可我一向还被认为是个沉着自信的人。我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瓦工”的人。我羡慕理发师、会计、作家，他们的表白总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些职业本身就说明问题，不需要作长篇解释。相反，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却不得不回答：“我是个卖笑的人。”这种招认又被要求更多的招认，因为我对第二个问题“您以此为生吗”还得如实回答“是”。我确实是靠我的笑过日子的，而且过得很好，因为用商业术语来说，这是个抢手货。

我是个善于笑的人，经验丰富，谁笑得也不如我，谁也不像我那样能掌握这门艺术的精细微妙之处。为了避免作使人腻味的解释，好久以来我就自称演员，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讲口才都那么差，因此这个称号在我看来距离真实情况甚远。我酷爱真实，而真实情况是我是个卖笑的人。

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不是逗别人乐的人——我是表演笑的。我像一个罗马皇帝或一个感觉灵敏的中小学生那样笑，我对17世纪的笑和对19世纪的笑一样熟悉，如果需要的话，我能使人听到所有世纪、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笑声。我很容易学会做到这点，就像有人学会修理鞋子一样。我胸中蕴藏着美洲人的、非洲人的笑，白种人的、黑种人的、黄种人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我就会按照导演的命令使这些笑声回响起来。 不用说，这是一种费力的职业，特别是由于我还熟练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这是我的专长。那些三四流的喜剧演员，他们老是担心观众是否能听懂他们的妙语和警句，对他们来说，我同样是少不了的人。人们几乎每晚都能在夜总会里见到我，充当微妙的类似捧场者的角色，每当节目出现了疲沓情况时，我就得去引出观众的狂笑来。这项工作应该做得恰到好处：我那豪放的纵情大笑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它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时刻爆发出笑声，使所有观众同我一道哄叫起来，高潮总算出现了。

于是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为终于下了班而高兴。回到家里，几乎总是发现这样的电报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录音。就这样，几个钟头后我又坐在一辆暖气烧得过分热的快车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了。

谁都能理解，在工作之余，我再也没有心思笑了：挤奶工人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而且木工家里通常有不好关的门或是不好开的抽屉；糕点师傅喜欢吃酸黄瓜，屠宰工人喜欢杏仁饼，面包师傅对腊肠的喜爱胜于面包；斗牛士把养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见到他的孩子鼻孔流血就会脸色发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在下班后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得要命的人，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一个厌世主义者。 我的妻子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里时常对我说：“笑吧！”但后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我已不可能满足她的愿望。我高兴的是高度严肃能使我那由于过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过于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的确，甚至别人的笑也使我神经紧张，因为它老使我想到我的职业。因此我们安详平静地过着婚姻生活，因为我的妻子也忘记怎么笑了。

我麻木地度过我的一生，很少时候才会露出温和的微笑，我常常问我自己从前是不是笑过，我认为没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证，我一向是个严肃的人。

就这样，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

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星斗其人蔡元培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迂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选贤任能地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颇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摧垮也未可知。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它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蔡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养在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现出来，构成其复杂文化品性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摘编自张晓唯《蔡元培》，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