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集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兰亭集序》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尽管与之相随的是，《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学者，而较有说服力的是清末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秘书的李文田。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他通过多年考辨，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1965年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集序〉的真伪》一文。他基本上重复了李文田的两个论点，认为从年前南京出土的王谢 (晋代) 墓志来看，《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的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据此，郭沫若推断《兰亭集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集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提出了与郭文针锋相对的观点。该文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集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王羲之被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集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因此，《兰亭集序》为晋代王羲之手笔。

值得欣慰的是，“兰亭论辩”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考证传世《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写有“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在南京周边，还有三十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从书体上来看，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即由隶到楷的重要演化阶段，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只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就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基本论点，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选自刘孟达《〈兰亭集序〉真伪之谜》，有删改）

网络在线学习，因为少了在途时间，获得知识更便捷、省时、省钱，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厚爱。再加上通过前沿技术的使用带来更好的教学互动与体验，使教师授课效果更好。但是，在线教育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有的甚至很令人担忧。在线教育不应仅仅是将线下教育通过录像、录音简单上传至网络，而且要根据在线教育的内容和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等，釆取受教育者喜欢又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满足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在线教育者眼里有学生，心里有分寸，做到想学生所想，在线教育才会更上一个台阶。不要把在线教育变成冰冷的机器人教学，也不要吸收网络隔空对话油腔滑调、想当然的手法，甚至把低俗当有趣。另外，行业竞争激烈却又缺乏有效监管时，在线教育各种过度营销、虚假宣传、提前“抢跑”、“名师”掺假注水等乱象就涌现出来。

(《在线教育要多点温度和责任》）

（ 摘编自相关公开资料）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各家 K12 领域的创业公司，累计获得融资已经超过 5亿美元， K12 领域也成了投资人热捧的风口。 K12，是教育领域对“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专有名词，其实就是基础教育领域。但是，投资人和创业者需要意识到，与其他互联网产品的最大不同点，是买单者并非产品或服务的享用者。 K12 的实际买单者，是家长而非学生本身。因此 K12 的发展，还取决于家长对其态度，而非现有的点击量和融资额。另外，不妨将眼界放远，未来最大的蓝海，不能将目光仅盯在 K12，而是扩大视角，如“ 18+”，即高考之后的大学生，以及职场人士。因为，这些人群的触网时间相对自由，财务也有自我支配余地，更为关键的是，入读大学之后的考试，不论是英语、考研考公考证，往往是省级乃至全国级的统一性考试。

（ 摘编自《 在线教育，需要的不只是互联网思维》 ）

大数据和云计算将海量的数据和用户需求进行高效的处理，创造出良好的用户体验。而 AI 技术又进一步发现、判断、分析并最终解决用户的隐性需求和衍生型需求，这既能扩展厂商的业务范围和盈利空间，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此外， AR 等沉浸感强的新兴技术，为实操性强或场景化要求高的学科也创造了新的机遇，不断丰富学科内容和教学形式。同时，教育直播互动的推广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也加快了向三四线城市及以下城市转移的进程，多样化可自主选择的教学模式不断满足着变化多端的用户需求。知识付费模式的发展，用户知识付费习惯的培养也推动着教育厂商不断深挖垂直场景需求，大范围个性化教学将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及应用推广中成为可能。

（ 摘编自《 监管发力 促行业规范化发展》 ）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 “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 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