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遺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規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冯其庸的“大国学”

孟宪实

如何评价冯其庸先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难题。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把末代皇帝赶出故宫。抗战时期，少年冯其庸，经历过死亡威胁和失亲之痛。因为家贫，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如果别人把读书当作义务，他则把读书当作享受。

以冯先生的经历看，他的国学修养，不能不归功于江南之地传统文化的丰富留存。冯先生总是说当年书少，读不够。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都是在初中之前。有一次，二哥帮他一次性买来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还有叶绍袁、叶小鸾、沈宜修等人的作品。有一个朋友，家里富有图书但不爱读，随手送冯其庸两册，一部是王士禛的《古诗笺》，一部是袁昶的《安般簃诗续钞》。说实话，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书目，也未必有这么多。

冯先生的戏剧爱好和修养，也离不开乡土的气息。秋天的时候，无锡各地都保存着社戏的传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个以演昆剧著称的剧团，为挣口饭吃，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包括冯其庸在内的一帮学生，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听戏，时间久了，冯先生与一些昆曲名角渐渐熟络起来，并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43年夏天，冯其庸再次失学，先是回乡务农，后来以教书为业，但读书写作，已经成为其日常功课。他的国学素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饥一顿饱一顿”地持续修炼着。

1946年初，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冯先生至今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课和杜甫专题，他正确的学问方法，很自然引得学生登堂入室。冯振心先生开设的《说文解字》课，让他看到了学问的深奥。有一次，钱穆来国专讲学，告诉学子要从大处着眼，称作“我见其大”，这让冯先生特感震撼。

“文革”结束，在所有的运动冲击过后，冯先生留下了累累硕果。《瓜饭楼丛稿》分作三个部分，共三十三卷。另外，还有《瓜饭楼外集》十五卷已经提交商务印书馆。

冯先生的国学基础，归于文学的范畴似乎过于狭窄；他的许多国学之思，在后来的新学科中，无处投放。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盛情邀请已经离休十年的冯先生出山，他一生的国学积累，才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倡导的导师制、游学制和国学论坛等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有删改）

（相关链接）

冯其庸先生以其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形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付，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