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丛生，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个别城市甚至成了外国设计师“奇思妙想”的试验场。归纳起来，我国城市建筑乱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贪大。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大工程、建大广场，“领着群众干，做给领导看；风风光光上马，冷冷清清收场”。二是媚洋。在一些城市，山寨白宫、山寨凡尔赛宫、山寨威尼斯小镇频频亮相，在西方国家只存在于书刊或展览会上的畸形建筑，比如1996年国际建筑协会大会上展览的扭曲形的摩天大楼，在我国竟然堂而皇之地盖了起来。三是求怪。一些地方的大型公共建筑，在相当程度上已沦为外国建筑师“另类”设计的武验场。这些稀奇古怪的建筑违背科学的力学原则，浪费大量建材和资金，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与大众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与民族文化格格不入。

建筑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矗立在大地上的史书，是鲜明的文化符号。与这些基本定位相对照，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建筑存在共同的“病态”。经过深入把脉问诊，吴良镛认为一些中国建筑设计师失之于方向不明，贝聿铭表示一些当代中国建筑缺少自己的文化味道。从深层次看，城市建筑乱象暴露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的混乱，反映的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内涵的匮乏。即同文化越来越远，与淳华越来越近；冋传统越来越远，与西化越来越近。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如果说用钢筋水泥筑成的建筑是城市的肌体，那么，附着在建筑之上的历史记忆、民族情感与人文精神则是城市的精气神。肌体和精神交融汇合，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才是城市现代化建设所需要、城市居民所认可的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的灵魂，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风格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建筑，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可以赋予市民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文化为建筑增光辉，建筑为文化扬新声。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上海的弄堂，山西的大院，湘西的吊脚楼……这些建筑“因风吹火，照纹劈粜”，既体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蘊，又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风土人情以及生活习俗相适应，是中华文化的璀璨绽放，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绚烂彰显。这些饱经沧桑的建筑瑰宝，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价值与日俱增、历久弥新。当代中国建筑当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吸收现代成果、融入现代元素，但不能忘记，它们还背靠着五千年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样式。在推进堿市建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护，又要发展；既要传承弘扬，又要借鉴创新；既要有“自美其美”的底气，又要有“美人之美”的心胸。

（摘编自赵中枢《从文化高度把握城市建筑现代化》

对于鲁迅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追求鲁迅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深入理解。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可见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当然，鲁迅思想的经典化不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不是仅仅以史料挖掘、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工具化”鲁迅思想，也不是把鲁迅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进而“肥大化”鲁迅思想。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具有非凡的功能。

(摘编自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

材料一：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服务，使用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的商业交易，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快速发展，多元化的新兴支付工具方便了百姓生活，也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移动支付安全与实践》一书披露了一组数据---2017年，移动支付业务规模延续高增长态势，全年国内银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75.52亿笔，金额为202.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06%和28.80%；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2392.62亿笔，金额为105.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6.53%和 106.06%。此外，市场主体积极打造移动支付生态圈，推动业务量加速向移动端迁移；NFC、HCE、生物识别等新技术与移动支付应用融合，继续提升了移动支付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便捷性。

《2017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98.1%的用户表示最常在生活类场景使用移动支付；其次为票务类，如购买电影票、演出票等，占比为80.6%;酒店、机票等商旅方面的支出排名第三，占比为68.9%；公共事业类缴费排名第四，占比为61.5%；通过移边支付在娱乐业务下载场景和投资理财场景进行支付的用户，分别占比为55.2%和40.2%，以上应用场景下的移动支付使用多数较2016年有显著提升。

---（摘自《移动支付：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更好平衡》，《金融时报》2018年6月7日）

数据：中商产业研究院

（注：2017E指到2017年年底，其余同）

材料三：从业务流程上来讲，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实现过程中要包含至少四个当事方：用户、商家、发行方及收款方。相比于传统的付款方式而言，整个的交易过程完全是基于移动的网络来进行的。因此对于移动支付来说，网络的提供商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贯穿于整个的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发行方则是通过银行的账户为用户提供支付的能力，金融机构通常为主要的发行方；收款方则是依据具体的支付的平台不同而不同，可以是商家、第三方的移动支付的服务商等。

由于移动支付结合了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金融行业相关技术等，具有明显的跨行业的技术特点，因此目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拥有自有电商平台的在线支付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下，逐步将在线支付的优势、产品形态以及用户平移至移动端，由于技术成熟且不需要改造终端，因此短期内即可产生联动效应，获取先发优势。但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支付排他性较弱，支付企业还需更好结合线上与线下市场，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节选自《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材料四：对于用户来说，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的因素尤为重要，不安全的移动支付难以吸引用户加入。移动支付的安全水平与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必须足够的匹配，移动支付必须采用交易级的安全的加密机制 交易级的安全加密必须是有效的和高标准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有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才会去使用移动支付，消费者需要清晰地看到支付结果从而避免变成欺诈的牺牲品。

安全性的问题一直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用户是否使用移动支付，安全因素的考虑占到很大的比重。安全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实际操作中密码管理、通信安全的实际性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安全性顾虑。曾有调查显示，低于15%的人完全地相信移动支付，而65%的人对移动网络发送自己的银行信息十分的反感。可见移动支付要想成功，除了要解决实际的安全性问题，还要打消用户心理安全性顾虑的问题。

（节选自《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