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8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背景大揭秘

（摘编自“新浪看点”2018年10月9日）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存在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开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青睐于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8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二十二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取得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政策和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人民币，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从而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0日）

地锦

聂鑫森

景影五十有五了，如今是园林局副局长了。景影一辈子与花花草草相厮守，心情好极了。妻子刘欣在中学教语文，特别喜欢古人写花写草的诗文。

刘欣常和丈夫开玩笑：“景影，你这辈子是改不了拈花惹草的毛病了。”

景影点头称“是”，然后说：“你常自比弱草娇花，我能不小心侍奉？”

“景影，这地锦的名字就很有诗意。”

“它还有俗名，叫爬山虎、爬壁虎，最有韧劲，值得世人效仿。”

这栋楼只有6层，年岁在20年以上，地锦把外墙涂得很绿，根扎在墙根，藤则攀墙乱爬，卵状的叶子重重叠叠，像厚厚的毯子。景影家住在5楼，窗口周围都密集着藤和叶，有的还从窗口探进头来，充满着好奇心。到了六七月间，藤叶间还会冒出淡黄带点浅绿的小花，娇滴滴的。落雨的时候，雨声沙沙啦啦，好听。而下雪后，绿意上覆一层莹白，好看。盛夏骄阳如火，地锦却浓荫送凉；深秋下霜，叶子绿中透红，如无数跳跃的火苗。

他们之所以买这套二手房，是因为儿子要结婚，再买一套新房吧，钱还不够。于是将早几年买的一套大房子让出来，重新装修，做了年轻人的洞房。然后，他们寻寻觅觅，相中了这套房子安身立命，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没有惊动单位的任何人。景影平日上班、下班，从不要单位司机接送，所以他搬家、安家没人知道。儿子结婚，景影也没给本单位的人发请束。这叫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图的是一个清静。

这地锦使影浮想联翩，假如每个社区的每栋楼，都悉心培养这种“垂直绿化植物”，那么，对于城市的空气净化和低碳化生活，功莫大焉。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关于倡导城市住宅楼培植地锦的几点建议》，局办公会议自然是全票通过，然后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市政府有关部门。

“景影，我要为地锦口占一首诗――《咏护墙植物地锦》：地锦铺荫绿满墙，万家安乐笑炎凉，最珍春雨潇潇夜，叶叶歌吟湿舞裳。”

这回轮到影喝彩了：“好，言近而旨远，可叹我无诗才，不能唱和。但愿这个报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并大力推广，则为大幸。”

报告呈上去几个月了，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景影很惆怅。

社区忽然贴出通知：将组织专人，把各住宅楼外墙的地锦全部清理干净，以便美化环境，参加全市“美丽家园”的评选活动。

景影感到很惊愕，这真正是瞎胡闹。一打听，是省里一位领导，在市里有关部门陪同视察时，随便说了一句“要显出外墙本色才有整体美感”的话，于是层层认可，雷厉风行遵命照办。

景影雷急火急去了社区的管理办公室，对一位年轻的女主任，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通道理，关键句是：决不能清除地锦！

女主任漠然地看着景影，然后说：“上头有指示，我能不办吗？再说许多住户都同意哩。你想想，我得请人，得发工钱，还要刷涂料，我愿意吗？”

景影大声说：“别人同意，我不能阻止，但我家的房子，当然包括外墙，是我用钱买的，是我的私有财产。我家外墙的地锦，决不能清除！谁敢清除，我上法院告谁！”

景影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一栋栋楼外墙的地锦，被清除干净了，再刷上白色的涂料。

只有景影家的外墙，还留着一片地锦，如白色波浪中的一个绿岛，格外扎眼。

景影对老伴说：“我就守望着这一片绿色，可奈我何？”

刘欣默默不语。

有一天，正好儿子、儿媳回家来吃饭，刘欣对景影说：“你早出晚归，社区的许多闲话你听不到。”

“嚼什么舌根子了?”

“国人有窥探他人隐私的好奇心，原本互不打交道，但因我家不肯清除地锦，便成了一个议论的焦点，他们说：这家牛，因为男人是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副处哩，谁敢去惹他！”

“屁话！这是简单的维权，与当副局长何干？”

“还有人说，小偷喜欢到有权有势的人家作案，他留下绿的标记，可以直奔其家，不致大家受难。”

景影气得一拍桌子，吼道：“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我若是贪官，有的是钱，还买这二手房干什么？”吼完了，无力地坐下来，连连叹气。

儿子、儿媳忙说：“爹，我们也担心哩，万一小偷上门，偷不到值钱的东西，又正好撞着你们两个老人，撒气行凶，得不偿失啊。”

景影忽然若泪纵横，说：“你们看着办吧……”

刘欣马上走向摆放座机的地方，拔号给社区管理办公室，说：“我家外墙的地锦，你们去铲除吧。”

（有删改）

流浪的名著

蒋新

①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②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一一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③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④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⑤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⑥“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⑦“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⑧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⑨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⑩市场和文化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⑪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⑫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⑬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⑭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⑮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⑯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⑰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⑱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⑲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