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

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

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声浏亮^（1）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ロ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

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

孙天才

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的。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是日宿夜行的。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颗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了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小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而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四千多米，月佘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相拥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赐号“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抑或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在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中，阿尔法围棋程序（AlphaGo）以4比1的总比分战胜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2016年末2017年初，该程序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帐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

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忧虑：既然机器人能够战胜棋手，那么AI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代替人类，从而成为控制人类的“智能人”或者叫“数据生命体”。这就是技术的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技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但技术却成为人类的控制者。

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异化现象呢？

首先，有公利伦理与私利伦理的矛盾。技术发明最初是源于某种公利性质的伦理，即人类不能停留在野蛮时代，人们在劳动中逐渐学会制造工具、更新工具。但人类是分族群、分国家，分为不同的“想象共同体”，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共同体、不同的国家都是有私利的，技术发明与创新最终也就沦为私利的工具，公利伦理最终被私利伦理取代。同时，先进的技术往往被少数人垄断，并用来控制其他弱小的人群、弱小的共同体和弱小的国家。这就会导致技术的异化。

其次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制度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技术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人类很容易解决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即技术创新，但人类却很难设计一套调节人类自身关系的制度。原因之一就在于，制度设计往往受制于设计者的私利，制度最终也会成为私利伦理下的契约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是同一群人，也就导致了制度的私利伦理与技术的私利伦理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异化因制度的缺失而更为严重。

还有社会科学思想创新速度与技术创新速度之间的矛盾。通过比较社会科学思想发展史与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速度。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没有哲学思想的统合，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依然存在。而未来更为悲惨的战争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人”之间的战争，技术对人的战争。

但也不用过分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技术是由人创造发明的，是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产物，AI的先进性完全受控于人类。如果某种技术被赋予了“善”与“恶”的价值，那一定是因为人类自身的价值决定。当人工智能在规范制度下正常工作时，那种克服了私利伦理的制度，一定能够带领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下重建智慧阳光。

（摘自胡键《“驯服”AI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展望与对策》）

材料一：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袁花镇,2018年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消息一出,海宁各中小学开展悼念追忆活动。

金庸于1935年从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1992年首次重返家乡时,金庸给学校捐资建图书馆。当地教育部门介绍,金庸生前回乡时曾多次走进海宁校园,自称是学子的“大师兄”,为家乡传递正能量。金庸及其侠义精神,今后将作为海宁中小学名人文化教育传承项目,继续深入校园、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摘编自蒋亦丰《再见了,大侠校友》)

材料二：

本周文热点话题TOP10

 (摘编自李阳《一周(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文旅观察:金庸逝世引发全民追思 各省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密集挂牌成立》)

材料三：

2007年6月,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并与北大学子交流。整理笔记素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要照着笔记往电脑里敲字就行了,先生的每一句话,落在文字上,根本不需要重新组织语言,语言结构完整同时富有文采。我想,正因为这样的功底,先生才在办报、写小说、做学问上游刃有余。

让我服气的还有金庸先生那天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有理有据,是他自已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最喜欢的还是他写的《袁崇焕评传》,而听完他的演讲,我理解了先生的历史观因何而来。后来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先生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做学问，写小说只是玩玩,这让我知道所谓厚积薄发的境界。

我接触金庸先生时,他已年过八十,刚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学位。金庸先生说,现在的知识早已远离了靠记忆力的阶段,过去,什么东西不懂到图书馆查几本书就可以明白。现在,做学问的关键是要有所创新,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彼时,是2007年,距今已有11年。而今天,创新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摘编自王庆环《时时真诚事事谦恭—采访金庸先生二三事》)

材料四：

2001年5月,在雅静的南开明珠园,77岁的金庸先生和90岁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重逢了。老友相见格外动情,除了陈先生刚组建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题外,谈论的都是金庸的武侠和江湖。交谈中陈省身说,他最喜欢《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我请教陈先生为何最喜欢黄蓉,金庸先生心领神会地笑着说：“我小说里的人物,黄蓉是最懂算数的,是武侠中的数学家。”听到这个解释,陈省身先生纵声大笑起来。陈省身先生解释为何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和数学在最高层面是相通的。数学其实也是一门艺术,是关乎心灵与智力的学问,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蕴藏着高度的美感和哲学内涵,这和数学的境界是相通的。温暖的笑声中,两位大师投入和沉浸的表情,加之充满哲学意味的交谈,令人感动和折服。

(摘编自张建星《侠之大者 温润如玉—— 金庸大师》)

材料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曾摘取自己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创作了这幅浑然天成的对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小说体现的人生观,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小说完成了“经典化”蜕变,融入了对大众疾苦冤屈的关怀,告诉人们包括自己竭尽全力做自己所当为之事,同时渗透着现代精神。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

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武侠文化该怎样发展?

（摘编自连锦添《金庸,带着武侠梦远去了》等)

材料一:

对经典阅读心向往之，但却有心无力，这才应该是对经典阅读危机最为清晰的表达。经典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尴尬境地，有着时代大背景及与现实交织的诸多复杂原因，比如经典教有缺失、社会生活变迁、娱乐文化挤压等。而且这一严峻的问题却有着无形、繁复又自成生态的特点，化解这一危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观念水平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内在动力的生发也是厚积之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可能是正解。

（摘编自《让经典阅读在年轻人中复归》）

材料二:

去年10月，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曾围绕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收到的一组回答让他们深思:一方面，受访大学生表示“不读书上不了台面，会暴露自己没有修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花精力社交，建立归属感”。

为何经典阅读认同度高，但实际读得少？天津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对经典名著的推荐，已经让青少年从小确立了“好读书、读好书”的意识:而“时间碎片化”则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天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虞京春对此深以为然:“移动终端快餐化、碎片化阅读受到大学生的推崇，但松散的阅读习惯很难使人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她同时也感到，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下，“经典著作虽然能够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但却不能像实用书籍那样立竿见影，这也是部分读者远高经典的原因”。

（摘编自《上好大学生经典阅读“必修课”》）

材料三:

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时代久远，与现代汉语语言存在诸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其接受的难度越未越大。单纯在古典文学教育中强调兴趣教学，肯定存在较大的局性。古典文学的学习，自古强调“熟读”的重要性，甚至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其学科性质决定的。多闵读，多背诵，形成一定程度的强制诵记十分必要。要努力在尊重古典文学学习规律的基础上，从考试模式、识记方法、教学方法上进行教学与考试的深层改革。

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熏陶式的教育。它强调的是，让学生经常处于文学的氛围和影响之中，“润物细无声”。全媒体时代，学生们日常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与新媒体，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与网络，与学生建立以古典文学为内容的交互空间，将图书馆、网络资源结合起来，将强制阅读与拓展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无时不在的古典文学氛国里形成阅读习惯。

（摘编自《文学院系学生古典阅读状况堪忧》）

材料四:

图二: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摘编自《大学生经典阅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