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勃勃的太阳花

一天清晨，太阳花开了，在一层滚圆的绿叶下边，闪出三朵小花。一朵红，一朵黄，一朵淡紫色。乍开的花儿，像霞那么艳丽，像宝石那么夺目。在我们宁静的小院里，激起一阵惊喜，一片赞叹。

三朵花是信号。号音一起，跟在后边的便一发而不可挡。大朵、小朵，单瓣、复瓣，红、黄、紫、蓝、粉一齐开放。一块绿色的法兰绒，转眼间，变成缤纷五彩锦缎。连那些不爱花的人，也经不住这美的吸引，一得空暇，就围在花圃跟前欣赏起来。从初夏到深秋，花儿经久不衰。一幅锦缎，始终保持着鲜艳夺目的色彩。起初，我们以为，这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太阳花喜爱阳光，特别能够受住烈日的考验。不错，是这样的。在夏日暴烈的阳光下，牵牛花偃旗息鼓，美人蕉慵倦无力，富贵的牡丹，也早已失去神采。只有太阳花对炎炎赤日毫无保留，阳光愈是炽热，它开得愈加艳丽，愈加热情，愈加旺盛。

但看得多了，才注意到，作为单独的太阳花，其生命却极为短促。朝开夕谢，只有一日。因为开花的时光这么短，这机会就显得格外宝贵。每天，都有一批成熟了的花蕾在等待着开放。日出前，它包裹得严严紧紧，看不出一点要开的意思，可是一见阳光，就即刻开放。花瓣就像从熟睡中苏醒过来了似的。徐徐地向外伸张，开大了，开圆了……这样一个开花的全过程，可以在人注视之下，迅速完成。此后，它便贪婪地享受阳光，尽情地开去。待到夕阳沉落时，花瓣儿重新收缩起来，这朵花便不再开放。第二天，迎接朝阳的将完全是另一批的、成熟了的花蕾。

这新陈交替多么活跃，多么生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太阳花在开花的时候，朵朵都是那么精神充沛，不遗余力。尽管单独的太阳花，生命那么短促，但从整体上，它们总是那样灿烂多姿，生机勃勃。

开完的太阳花并不消沉，并不意懒。在完成开花之后，它们将腾出空隙，把承受阳光的最佳方位，让给新的花蕾，自己则闪在一旁，聚集精华，孕育后代，把生命延续给未来。待到秋霜肃杀时，它已经把银粒一般的种子悄悄地撒进泥土。第二年，冒出的将是不计其数的新芽。

太阳花的欣赏者们，似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科学的、公平的、友爱的世界。他们像哲学家那样，发出呼喊和感叹：太阳花的事业，原来是这样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呵！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连队所在的山上离盖孜河有8公里，全连每天吃用的水都要由驴去河边驮，新买回来的驴和原来负责驮水的下士犟上了，在挨了无数鞭子后才勉强驮回两半桶水。连长決定让上等兵去接驮水工作。

第一天早上，上等兵把驴牵出圈，往驴背上搁裝水的挑子。驴极不情愿，一把摔了挑子。上等兵也不急，也不抽打驴，驴摔了挑子，他再搁上去，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和驴较量。他和驴都折腾出满身汗，可硬叫驴没有再往下摔挑子的脾气了，上等兵才牵上驴下山。

8公里在新疆界算不了什么，说起来是几步路的事，可上等兵赶着驴，走了近两个小时。下山路上，驴故意磨蹭，上等兵不急不恼，任它由着自己的性子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往挑子上的桶里装满水后，驴又闹腾开了，几次把挑子摔下来，弄了上等兵一身的水。上等兵也不生气，驴摔下来，他再搁上去，摔下来，再放上去。他一脸的惬意样惹得驴更是气急。直到下午，上等兵才牵着斯驴了两半桶水回到山上。倒下水后，上等兵没有歇息，又牵着驴去驮水。如此折腾到天快亮时，驮够了四趟水，才让驴歇下。

第二天，刚吹起床哨，上等兵就把驴牵出来去驮水。这天虽然也驮到了半夜，可桶里的水基本是满的。一连几天，如果不驮够四趟水，上等兵就不让驴休息，但他没有抽过驴一鞭子。

慢慢地，在上等兵不愠不怒、不急不缓的调教中，驴没了那份暴烈，心平气和得就像河边的草。上等兵感觉到驴已经真心实意接纳了他，便对驴更加亲切友好了。驴读懂了那份亲近，朝空寂的山中吼叫几声，又在自己吼叫的回声里敲出鼓点一样的蹄音欢快地走着。上等兵感应着驴的欢快，知心地拍了拍驴背，把缰绳往它脖子上一盘，不再牵它，只跟在一边。他又想到该给驴起个名字，兴奋起来，一点没犹豫，就给驴起名“黑家伙”。连长喜欢叫兵们这个家伙那个家伙的，驴全身黑色，就该叫“黑家伙”。虽然驴不是兵，但也是连队的一员，是他的战友。

渐渐地，“黑家伙”熟悉了每天的水要驮回哪里，它总主动走到那里。一天，上等兵在路上耽搁了一下，“黑家伙”没有接到叫它停的命令，径自走出好远。待上等兵追到山上，“黑家伙”已经把两桶水分别驮到一班和二班的门口，正站着等他喂草料呢。上等兵冲到“黑家伙”跟前，“黑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扑闪着大眼晴，等着一个不高兴的表情。上等兵没有骂它，却伸出手抚着它的背，表扬它，“黑家伙”兴奋地冲天叫了几声。

有了这一次，上等兵决定让“黑家伙”独自驮水回连。在河边装上水后，他对“黑家伙”说你自己回吧，“黑家伙”就自己上山了。“黑家伙”第一次独自上路时，上等兵有点不放心，悄悄跟在后而，远远地看着，他发现“黑家伙”稳健的身影，竞是群山中唯一的动点。这唯一的动点，一下子使四周沉寂的山峰山谷多了些让人感动的东西。过了一个多小时，“黑家伙“驮着空挑子回到河边。上等兵高兴极了，扑上去亲了它一口，并把自己在河边割的青草奖赏給它。“黑家伙”吃着，不停地甩着尾巴，表示它的高兴。

上等兵买回—个铃铛，拴到“黑家伙”的脖子上。铃铛声清脆悦耳，陪伴着“黑家伙”行走在寂静的山道上。“黑家伙”喜欢这铃铛声，离上等兵越来越近，步子也越来越快，铃铛声也越加响亮，远远地传到盖孜河边。为了打发“黑家伙”不在身边的时间，上等兵带上了课本，在河边复习功课，他心里一直做着考军校的梦呢。复习累了，他背着手在草地上散步。他想到考上军校后，会和“黑家伙”分开，心里一阵难受，就拼命给“黑家伙”割青草，想把“黑家伙”一个冬天甚至几个冬天要吃的草都割下，晒干，预备好。

在铃铛声中，又过了一年。这年夏天，上等兵考取了军校。

走的那天，上等兵叫“黑家伙”驮着自己的行李下山，再最后一次给“黑家伙”背上的桶里装上水，看着它往山上走去，直到走出很远。等他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要走时，熟悉的铃声由远及近急促而来。他转身向山路望去，“黑家伙”正以他平时不曾见过的速度飞奔而来，纷乱的钤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

上等兵的心不由一颤，眼睛模糊了，模糊中，他发现，奔跑着的“黑家伙”是这凝固的群山中唯一的动点。

（有删改）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它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事，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弩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犹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呢，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派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同样具有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何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知道《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参看本书《明清文艺思潮》）。苏轼在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