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对待天人关系上具有很大差异。

我国古代哲学家，一直把“天与人”或“自然与人为”当作重要的哲学命题。总的是主张“天人合一”，但不同哲学流派，解释也各不相同。大体分为三派：老庄哲学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中是极为渺小的，小得如同微生物一般。人只能一切顺应自然，凡用人为去创造、去改变自然，都是自扰有害的。这种自然无为的天人观，虽然受到当今一些环保主义者的追捧，但毕竟不利于科学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流派是以荀子为代表。他反对老庄，强调“天人之分”，人虽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不同于天，他主张“人为”，认为社会进步靠人不靠天。人利用天、主宰天，使天适合于人的要求。唐代的刘禹锡，发展了荀子的观点，主张“天人相胜”，既天胜于人，又人胜于天。他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即天只生出万物，万物要靠人来治理。这派主张，同西方的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论倒有些相似。

第三流派是孔子，他的主张介于老庄与荀子之间，主张兼重天人。孟子也相似，既注重人为，又注重尊天。看来，这种“天人合一”较符合人类发展。因人类从自然分离出来后，确是万物之灵，成为“天人”之一极。但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若无限地人为，损害了自然，最终必将损害人类自己。

东方哲学是生命的哲学，重视人生，追求生活幸福，主张与天和，顺应天时，知足常乐，一切活动包括赚钱，只为了生活。西方哲学是理性的哲学，重视科学探索，崇尚理性知识，主张与天斗，喜欢竞争，追求进取，永不满足。一切生活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正如辜鸿铭所言：“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为生活而运动。”

因此，西方与天斗的天人观，是人主宰一切，尽力去征服自然，奴役自然，为人类取得最大的利润与物质利益。这种指导思想，让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爆发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市场经济，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财富，把人类推进到了工业文明。西方的巨大进步，通过鸦片战争的炮火，震醒了东方。日本随之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中国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都在向西方学习。五四运动，使科学与民主，开始深入人心。中国从西方不断引进科学技术，也引进了与天斗的进取精神，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这种战天斗地的哲学，也出现负面效应，如大跃进时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虽然这些豪言壮语并未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大炼钢铁对森林的毁灭，围湖造地对湿地的破坏，任意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也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中国真正大规模经济建设，还是近30年的事。我们不断从国外引进大量资金、技术、企业、市场、管理等。这对中国现代化，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将这一变革，坚定不移地持续下去。但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当我们从西方引进这一切积极因素时，也同时引进了消极面，带来了污染。为了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不惜破坏环境，造成资源匮乏；过度地鼓励消费，造成严重浪费；粗放经营，使能耗骤增。现在耕地紧张，淡水匮缺，污染严重，气候反常，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难题。

21世纪既是全球的世纪，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互补的时候了。我们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如此盲目跟进，于是中央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也是科学的“天人观”，科学地处理好天人关系、天然与人为的关系。唯有坚持这条路线，才能走出一条既发展经济又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子来。

材料一：

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 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材料二：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材料三：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

塔铺 第四章

刘震云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

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

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唯独“耗子”乐呵呵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我爹送来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书，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

“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

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两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一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到。”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

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影。

李爱莲指着那人影：“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

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

“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才发现，爹的鞋帮已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我惊叫。

爹仍是笑，把脚收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

爹接着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

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爹爬起身，准备从另一条岔路回家。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来背《世界地理》。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