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唐代的监察机构形成了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监察区，设刺史负责监察之责。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其权力相对较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的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取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机器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的实施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闻风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古代监察官很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察、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这一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①城市管理者创办大型文化活动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考量，当然其中也有民生的考量。然而，大型文化活动在创办、设计，评估等一系列环节中如何强化民生意识，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②考查如今众多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创办动因，我们发现，过多重视精英需求，过量强调经济效益，轻视民生需求，忽视百姓意愿的现象不乏其例。这样的功利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的目标追求吗？必须承认，正如多元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一样，我们的文化活动也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我们还应承认，现代耗费巨资的大型文化活动往往是由政府创办，而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理由只为少数人服务，将一个牵动全城甚至打造城市标志的大型文化活动办成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民生意识是大型文化活动创办之本，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从第—届开始，“人民大众的节日”这一办节宗旨就牢牢扎根在每一个操办者的脑海中，将艺术节办成万民同乐、百姓共享的文化大餐，正是艺术节所有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③现代大型文化活动不管是专业类的、综合类的，打的都是组合拳。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总体结构上有演出、展览、群文、论坛、交易会、节中节六人板块，每年平均有近百个项目，品种繁多，样式丰富，风格迥异；而且一个板块，如演出中，就有芭蕾、交响、戏曲、话剧等多个艺术品种。但不管有多少品种和多少项目，不管从总体设计到项目设计，自觉的民生意识都是设计的灵魂和源泉。

④首先在内容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承载着许多功能需求，既要服从活动定位的制约，活动目标的导向；又要服从个性要求、文化追求的满足；还要服从市场繁荣、产业发展的支配。然而民众需求和接受能力却是内容设计的根本立足点。不要说本来就以吸引最大化民众参加为目标的上海旅游节以此为首要考虑，即使是艺术含金量较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聚焦电影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问晌，也不敢稍存怠慢民众之心。

⑤其次在形式设计上要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欲望和方便。一方面大型活动的举办有凝聚城市人气的动因；另一方面已逐步殷实起来的市民有参与文化活动、追求精神享受的需求。两者的聚合是大型文化活动之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兴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形式设计上，就必须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方法和途径。

⑥再次在总体设计上要高起点考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应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这种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需要。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体制的四句话：“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就精辟地体现了这—理念。

⑦评估一个大型活动成功与否有很多指标：内容是否精彩，形式是否创新，票房是否火爆，等等。然而，在诸多评估指标中，最根本的应该是民众的反应。没有这—点，其他指标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活动本身也难以实现它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大型文化活动在建立自己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必须自觉强化民生意识，将民众的反应放在首位。

⑧大型文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眼球经济。社会的关注度是任何一个活动的操办者所极其看重的，然而在具体考量中常常会偏重专业界的关注而轻视百姓的关注，将专业关注代替社会关注。我们并不否认，大型文化活动大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界的认同。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能引起音乐人和音像公司的关注，很难想像它能够成功举办。但如果它只能吸引专业人士的眼球，而无法打动广大民众，也很难想像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⑨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其内容的构成难免有雅俗之分，自古以来众口难调。从专家明星到平民百姓都一致叫好是—种理想境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我们以哪一张“嘴”的评价来作为活动评估的主要标准。大型文化活动因其公益性质，政府背景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不得不把评估的天平倾向于民众的”嘴”。我们需要专家的百张“嘴”，更需要民众的万张“嘴”。

⑩笔者曾经观摩过—场耗费巨资、场面壮观的大型情景剧。这台原被炒作成大型文化活动亮点的剧目，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前往。然而演出未经过半，观众不仅不给掌声，甚至干脆起身走人。事后，一位专业人士对笔者说：老百姓用手和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演出的态度。而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契利上海演唱会尽管没有豪华的布景和精妙的包装，但全场八千多名观众把如潮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这位音乐界的奇才。不给掌声和如潮掌声，鲜明的对比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评判。

(节选自张福荣《大型文化活动的民生意识》，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材料一：

国际热核反应堆计划（英文简称ITER）于1985年确立，目标是建立一个核聚变试验堆。因此ITER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则，与国际空间站研究、欧洲加速器、人类基因组测序研究等项目一样，是一个大型国科技合作项目，所涉及国家的人口总和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我国磁约束人造太阳突破1亿度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所谓人造太阳就是效仿太阳的核聚变原理，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并且这能源是非常清洁的，不会污染环境。想实现核聚变，就必须要产生极高的温度，这种温度世界上任何材料都无法承受，所以至今的人造太阳用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难题。一种是利用磁场的约束，另一种是激光惯性约束。至今为止，我国不光已经研制出第4代磁约束人造太阳，惯性约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和国上同步提出和研究。惯性约束的优点是可以小型化，适合在来来用于飞行器等领域，但缺点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产生激光用来点火。磁场的束的优点是持续性好不需要反复点火，但缺点是无法小型化。

（摘编自《快资讯》）

材料二：

人类一旦可以完全利用人造太阳，那么就可能迈进新的一级文明，但是前提条件是完全掌握并利用聚变技术。并且，各种领域都将迈上新的台阶，就连气候变暖和淡水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因为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就是石油和煤炭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海水淡化难推广也是因为电费占大部分成本。

目前，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正在法国南部进行建设，被认为是第一个将能持续生产净能源的核聚变装置，它将生产500兆瓦的清洁及可持续性电力，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制造第一批等离子体并开始投入运行。ITER计划的实施结果将决定人类能否迅速地、大规模地使用聚变能，从而可能影响人类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的进程。在全世界都对人类能源、环境、资源前录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的今天，各国坚持协商、合作的精神，搁置诸多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最终达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并开始合力建设世界上第一座聚变试验堆。

（摘编自“中国网络电视台”）

材料三：

国际聚变界普遍认为，今后实现聚变能的应用将历经三个战略阶段，即建设ITER装置并在其上开展科学与工程研究；在ITER计划的基础上设计、建造与运行聚变能示范电站；最后，将在本世纪中叶（如果不出现意外）建造商用聚变堆。我国将力争跟上这一进程，尽快建造商用聚变堆，使得核聚变能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在我国能源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的聚变装置之路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即便规模很小时，就以在我国实现受控热核聚变能为主要目标。尽管就规模和水平来说，我国核聚变能的研究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点，也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为参加ITER计划做了相当的准备。这使得我们有能力完成约定的ITER部件制造任务，为ITER计划做出相应的贡献，并有可能在合作过程中全面掌握聚变试验堆的技术。201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所发布消息，我国“人造太阳”项目获得重大突破，获得的多项实验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朝着未来聚变堆试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聚变清洁能源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摘编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