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电影

红鸟

清明节又到了，坐在家里，一阵落寞，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十八岁的电影。

十八岁那年，我在陈城读高中。离开了家，就像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了束缚。那时，接触了一帮子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时不时地打个小架、谈个恋爱，成绩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日子过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蹲在铁道边抽烟，你一言我一语地胡喷大侃，正巧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当时他戴着大檐帽，车后座带了一壶油。我想坏了，烟在手里也扔不及了。可是父亲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停留，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父亲开始肚子疼痛，头冒冷汗，他舍不得去医院，因为那需要一大笔开销，就自己去药店拿点止疼片吃，日子久了，病情就加重了。他自己偷偷跑到医院，拍个片子，医生一看，纷纷咬耳朵，父亲就知道坏了，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病情：胃癌晚期。

在市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转到了省医院，每天都是挂吊针、喝中药。有时候我妈陪着，有时候就他自己。我决定逃学去郑州看望他。

到了医院，他正躺在病床上，面黄肌瘦，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看到我来了，他很吃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就是想来看看你。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他那天下午精神很好，慢慢地坐了起来，和我聊他以前经历的事情，讲我小时候如何调皮，讲他年轻的时候如何追我母亲，还和我讲如何做人。最后，他让我帮他换上新衣服，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3 排的5 号和6 号，电影开始之前，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愣住了，没有敢接。他说，抽吧。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却并没有点着。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一直到现在。

那天放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讲述的是一个老邮差退休后儿子第一天接替自己工作引出来的故事。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长年在其左右的忠实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

起初，父子两人因为长期隔膜只默默走路，渐渐地，通过与不同村民尤其一个漂亮女孩的接触，两人渐渐打开话匣，对彼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秀美如画的风景中，儿子慢慢明白了父亲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也明白了父亲深沉的爱，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他二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影片里最让人动情的场景，应该是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那一段吧。儿子对父亲说，你背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应该我背你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子，就那样湿了眼睛。我承认，我也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电影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外面刮起了风，很冷，父亲显得很疲惫。我说，爸爸，我背你走吧。他没有说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了我的身上。我背起父亲慢慢地往医院走，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生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父亲的身子已经很瘦削，我感觉好轻，好轻。父亲的双手耷拉在我的耳边，一晃一晃的，是那样的无力。父亲伏在我的背上睡着了，我走得很慢，很慢，好像我背上背的就是整个世界。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要回去了，父亲去送我。在火车站，他站在风里面，目送我上火车，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从火车站买的小糕点递给了我，示意我路上吃。

一个月后，父亲病重，在医院里去世，享年49 岁。当父亲的遗体运到家里时，我竟然没有了泪水，只是久久地跪在父亲身边。

如今我已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新生入学，我都要给学生放《那人那山那狗》，学生们看得很认真、很动情，慢慢地就能听到不少学生轻微的啜泣声。我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让我的思绪像风筝一样，离开教室，飞到家乡的大平原，飞到父亲身边……

永不掉队

谢志强

1947年冬，秦山第一次听见方歌唱歌。

团长命令：“我们的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秦山穿草鞋，脚磨破了，渐渐地落在急行军的队伍后边。于是，他听见了那支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方歌站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坡上，齐耳短发，她旁边还站着两个女兵，是师文工团的团员。

秦山踏着歌声，赶上了队伍。

部队准时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激战三天。秦山身负重伤，被送到野战医院。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来医院慰问伤病员。

秦山在昏迷之中，仿佛又掉队了。他听见方歌的歌声，苏醒过来。歌声飞进了他的心里，他像在舔嘴唇，默默地跟着哼。

医生对方歌说：你把这个英雄唱醒了。

秦山家境穷困，爹娘却供他上学，念到初中，日本鬼子来扫荡，他就参了军。他受过五次伤，这一次伤得最重。他说：一颗炮弹把我炸飞了。

方歌说：我见过你，看不出，你还是个英雄！

1948年，秦山调进了王震所在的部队，当了独立旅某连的连长。挺进西北，开赴新疆——新疆和平解放。

翻过祁连山，秦山第三次听见了方歌唱歌。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跟秦山的连队在一起宿营。女兵很惹眼。秦山看见了方歌，风撩着她的齐耳短发，像水边的垂柳。

秦山的心里奏起旋律。茫茫戈壁荒漠，一眼望不到尽头。

方歌突然唱起了歌：向前向前向前……

秦山站起来，走过去，说：你咋知道我在唱……我一点儿也没唱出声音呀。 

方歌说：我似乎听见了一个旋律，有谁起了个头。

部队来到了南疆重镇阿克苏——驻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开始垦荒。

秦山第四次遇见方歌，是在团部。他乐了，说：是要来慰问一下我们了，戈壁荒滩听了你们的歌声就会开花呢。

方歌说：这一回，是调到你们这儿了。

过后秦山才知道，方歌请求调离师部文工团，来到了秦山所在的团，当了宣传干事。 

方歌也几次到秦山这个营收集垦荒的先进事迹。她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把垦荒的故事编成歌曲、快板。

1952年春，秦山独自骑马，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进入了沙漠。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连队，开垦一个新的荒原。按他的说法是，大口啃一块沙漠。

起了大沙暴。沙漠似乎要作弄一下英雄。两天里，风沙铺天盖地，仿佛真的要叫他“进去出不来”。风一停，沙一落，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沙漠异常美丽，移动过的沙丘，那纹路，如同水的波纹。沙漠总是将进入它上边的物体含而不露地收藏起来。

幸亏有一棵枯死的胡杨树。找到秦山的时候，他搂着树干，沙子已埋到他的腰。胡杨树仿佛缩短了一截。秦山的嘴里灌满了沙粒，几乎没了脉搏。

打电话给团部。方歌带了团部的两个女兵赶来，其中一位是女医生。

秦山像胡杨树一样，一动不动。

方歌和女兵含泪唱歌，唱沂蒙山小调。

秦山是山东籍。但他对家乡的歌也没反应。

女医生听不见秦山的心脏跳动了，就用一块白布裹住秦山。

教导员拿来了军旗，盖到秦山的身上。

方歌扑过来，揭掉军旗，打开白布，向秦山喊：我们早就讲好了，来，让我给你唱歌。

地窝子里一片宁静。

歌声响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教导员说：秦山，你别掉队，起来吧。

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跟着方歌唱了起来。阳光从地窝子上边的天窗照进来，沙尘像音符，在阳光中飞舞。

秦山的嘴唇居然动了。

教导员说：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会掉队。

过后，秦山说他像是做了一个梦。他睁开眼，看见很多脸，随即，他的目光停留在方歌的脸上。方歌的脸如同一轮圆月，明净净地悬在空中，像水洗过一般，还沾着水珠。

秦山说：水，渴死我了，咋回事？

教导员说：方歌把你唱活了。

秋天，收获了玉米。团长主持了婚礼。秦山方歌入了洞房——一个地窝子。方歌说起大沙暴，她说，当时，我就想最后一次给你唱歌。

秦山说：战争年代我都死不了，我命大，能这么轻易掉队？我就等你来唱歌呢。 

方歌说：你别耍嘴皮子了。

多年后，秦山已是农场的副团长，他的步子总像是踏着歌曲的节奏。 

（节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10期）

鼠疫（节选）^①

（法）加缪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贝尔纳·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卡斯特尔说。

里厄回答说：“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呵呵。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他边走边说：

“你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里厄说完，便沉默下来。

疫情发展到现在，适才是里厄医生第一次承认“鼠疫”这个词。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丈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作些解释。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就如同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人们总是过高的看待自己，他们认为天灾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前景堪忧”的鼠疫，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也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与这个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城市很不协调的图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

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电车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痛苦的景象。惟有那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但那没关系，有办法可以阻止疫病蔓延。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随后，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服它。

大夫打开窗户，街市的喧闹声骤然增大了。一台机锯千篇一律而又短促的咝咝声从隔壁的车间传了进来。里厄振作精神。坚定的信心就在那里，在日常的劳动中。其余的一切如系游丝，都由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意念左右，可不能停留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医生想到这里，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他要向省政府提出一个也许会被认为不得体的谏言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