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的问题。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如果拿来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

②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说，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就像我们离不开自己。

③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者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00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00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00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在“自我参照效应”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所有被试者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作为参照条件。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者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④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⑤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了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和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 “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

⑥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者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⑦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的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的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

⑧总之，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这说明，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母亲更依恋的原因。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超过30万亿元，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去年我国外贸发展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来之不易。”

目前，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速，这反映出对国际经贸走势的担忧。

“2019年我国外贸发展最大的隐忧，还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跨国贸易和投资可能受到拖累。加上基数抬高等客观因素，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李魁文指出。

（摘编自《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

中美对双方货物贸易顺差统计图

（资料：Wind，美国经济分析局，恒大研究院）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表明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真诚意愿。一方面，我国经济规模和实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许多国家都把拓展中国市场作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摩擦、投资保护不断加剧，经济全球化站在了十字路口。此举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决心。进博会为各国开展国际贸易提供公共平台，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的国际贸易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为促进全球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再者，通过举办进博会，积极扩大进口，支持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为贸易伙伴提供实实在在的出口市场，从而实现买全球卖全球。进博会将打造推动全球包容互惠发展的公共产品，不仅提供货物和服务交易，也承载国家形象的展示、全球性重大问题探讨等多重功能，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综合性的载体平台。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11日）

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19年3月26日刊文称，中国为积极参与当前世界秩序而重塑自己，崛起并逐步确立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也在贡献创新。文章称，中国在1978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逐步向私营和外国企业开放市场。中国对金融机构和工业机构进行了部分调整，并成为当前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最终取消了价格管制，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主要出口国。在最近的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把自己描绘成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一再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

（摘编自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

材料一：

20世纪后期，中国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计划在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2035年前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

中国坚持自主建设、发展和运行北斗系统，具备向全球用户独立提供卫星导航服务的能力。免费提供公开的卫星导航服务，鼓励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倡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开展兼容与互操作，鼓励国际合作与交流，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分步骤推进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持续提升北斗系统服务性能，不断推动卫星导航产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百度网《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 2016.6.16)

材料二：

2018 年11月19日2时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呈”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十八、十九颗组网卫星。

卫星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在轨测试，并与此前发射的十七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联调。

此次任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后续将开展系统联调和性能指标评估，计划年底前开通运行，向“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区域走向全球的 “关键一步”。

2017年11月以来，我国北斗系统组网发射进入高密度期，在工程全线的团结努力下，仅1年时间， 先后圆满完成11次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务，成功将19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和1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特别是2018 年7月份以来，已执行7次任务、发射12颗北斗导航卫星，组网发射最短间隔仅 17 天，创造了北斗组网发射历史上高密度、高成功率的新纪录。

（节选自北斗网《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2018.11.19)

材料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空间信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在加速发展。中国工程院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空间信息产业5年内将发展到万亿规模，但是卫星的应用效益还不够充分。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洋就加强北斗应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荣洋在《关于加强北斗应用的建议》中提到，北斗高精度应用已在城市燃气、城市水务、智慧冬奥、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结合应用，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北斗深化应用急需加强。

荣洋建议，应在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深北斗应用，继续挖掘北斗在市政领域的潜力，加强北斗应用普及广度与深度，推动北斗应用产业化发展，显著提高行业应用效能。

（节选自中国太空网《政协委员荣洋：建议加强北斗应用》，2019.03.13)

学校早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王朝不仅把目光投射海洋，而且开始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唐宋时期就有居民在近岸和海岛从事生产，海洋社会开始逐渐形成。汉、唐、宋、元，都曾派海军巡视海洋并为若干海岛命名。到了明朝，海疆国防建设受到重视，沿海地区的军事防卫不断加强，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北部湾的广大海区得到了有效的管辖，海疆作为王朝国家疆班级域的观念得到深化。清代的雍正年间，王朝国家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置了数道海防线，海疆局势大为改观。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海疆逐渐定型。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对海洋疆域的主权管辖，还在南海划设了九段线，海洋疆域已成为国家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边疆治理有自己的原因和目标。。

今天海洋边疆及海洋边疆治理受到重视有主客观原因：首先，国家在综合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海洋边疆的治理，尤其是岛礁建设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在大国地位日渐凸显的条件下，中国要维持崛起的态势并最终实现国家崛起，就必须成为海洋大国，既要恢复对自己海洋边疆的有效控制，又要维护和拓展自己的海洋通道，大国之路，始于海洋；最后，国家治理的格局和思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以后，国家治理的目标不再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是全面增强国力并最终完成国家的崛起和实现中国梦，海洋边疆自然在重视之列。

在海洋边疆受到高度重视的条件下，海洋边疆的治理也在如火如茶地展开：一是在维护国家对海洋边疆的领土主权方面开始了大量的活动，二是全力捍卫和维护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各种海洋权益；三是抵御美国及其拉拢的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海洋压力和海洋渗造；四是开始岛瞧建设并同时通过灯塔建设等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五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并由此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海洋边疆治理格局。

海洋边疆的治理并不存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之争，它纯粹就是一个区城性治理的行动和过程。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考虑，今天海洋边疆治理可确定为：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以及附着的资源归属及开发利用权利，为国家发展确立新的增长点和增长集道打开和巩固中国走向大洋的通道，进而以此作为博弈条件来维护中国在其他海上通道的安全；全面构建中国的海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长期只是陆权国家的状况，把中中国由陆权国家发展成为海陆复合型大国，拓展中国的发展之路，促进国家的崛起。

（选自《海洋边疆治理》，2017年第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