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李国利、张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27日在北京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冉承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2012年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亚太区域提供服务；6年后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全球开启服务。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成果，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冉承其说。

（摘编自2018年12月27日新华网）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谈及当时的决策，孙家栋解释说，“首先，卫星的数量可以少，我们集中精力为我们国家本土加上周边来服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需要的事情。步子相对迈得小一点，可以摸索更好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北斗系统优先建设区域组网成功并提供优质服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目前，日本、印度也纷纷采取此种建设方式，中国北斗系统的建设为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的“务实”，在同事和下属的眼中，是搞科学该有的精神。“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能求全求大，不能好高骛远，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总能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是个睿智的老头。”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北斗“女神”徐颖如是说。

孙家栋经历了中国航天的很多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在我国成功发射入轨的百余颗卫星中，孙家栋主持研制的多达30余颗。

（摘编自2018年12月29日央视网《“北斗之父”孙家栋：航天赤子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12月27日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介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提供全球服务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光明日报记者：请问我国北斗系统在短短一年内就完成了19颗卫星的发射组网，您觉得是靠什么实现的呢？谢谢。

新闻发言人：谈到靠什么实现，我想大家都知道，“两弹一星”精神是整个中国航天人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北斗还有自己独创的北斗精神。在自主创新方面，从实施北斗系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来解决核心技术难题。同时，不受现有技术体制的限制，做了很多创新。在团结协作方面，我们做了什么？应该讲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北斗二号系统研发的时候是三万多家单位，一共是入万人，核心单位有三百多家。北斗三号系统研发的时候是十万人的队伍。千军万马一件事，我们是集中核心力量把我们的核心技术难题解决掉。在攻坚克难方面，我们碰到很多核心的技木难题，最后我们还是矢志不渝，终于解決了问题。在追求卓越方面，全体北斗人的目标就是永无止境、追求极致。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把今天的北斗二号、北斗三号以及未来的卫星导航系统做得更好。所以，正是靠着我们坚强的北斗人，靠着我们坚强的团队，完成了这样的任务，今后我们依然会充满信心。

（摘编自2018年12月27日中国网）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最终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研究生毕业后，于敏受到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钱三强交给于敏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经卓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须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但于敏没有犹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从此，28年里，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身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在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后，他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那里有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为加快氢弹研制速度，在一百多天的日子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反复研究分析计算结果，最终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关键，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都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这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核试验场远在大西北，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体来回奔波。在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前，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他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汉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美国用时七年零三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于敏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没有停止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使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鼓舞着他，最终，关键技术得以突破，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6年，他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与邓稼先、胡思得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正是这次上书，使我国提前规划了核试验的部署，至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核试验时间。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相关链接

①于敏（1926—2019），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2015年“感动中国”写给于敏的颁奖词）

资禀与修养

朱光潜

①从前有许多迷信和神秘色彩附丽在“天才”这个名词上面，一般人以为天才是神灵的凭借，与人力全无关系。我则以为与其说“天才”，不如说“资禀”。资禀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只有程度上的等差，没有绝对的分别，有人多得一点，有人少得一点。所谓“天才”不过是在资禀方面得天独厚，并没有什么神奇。文学是用语言文字表现思想情感的艺术，一个人只要有思想情感，只要能运用语言文字，也就具有创作文学所必需的资禀。

②就资禀说，人人本都可以致力文学；不过资禀有高有低，每个人成为文学家的可能性和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就有大有小。我们不能对于每件事都能登峰造极，有几分欣赏和创作文学的能力，总比完全没有好。要每个人都成为第一流文学家，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也大可不必；要每个人都能欣赏文学，都能运用语言文字表现思想情感，这不但是很好的理想，而且是可以实现和应该实现的理想。

③天生的资禀只是潜能，要潜能成为事实，不能不借人力造作。好比花果的种子，天生就有一种资禀可以发芽成树、开花结实，但是种子有很多不发芽成树、开花结实的，因为缺乏人工的培养。种子能发芽成树、开花结实，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尽管它天资如何优良。人的资禀能否实现于学问事功的成就，也是如此。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文学的特优资禀，如果他不下功夫修养，他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天才愈卓越，修养愈深厚，成就也就愈伟大。比如说李白、杜甫对于诗不能说是无天才，可是读过他们诗集的人都知道这两位大诗人所下的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学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直到齐梁体诗，他没有不费苦心模拟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为世所共知。他自述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孔子有一段论学问的话最为人所称道：“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这话确有至理，但亦看“知”的对象为何。如果所知的是文学，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没有，“困而知之”者也没有，大部分文学家是有“生知”的资禀，再加上“困学”的功夫。

④天生的是资禀，造作的是修养；资禀是潜能，是种子；修养使潜能实现，使种子发芽成树，开花结实。资禀不是我们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养却全靠自家的努力。在文学方面，修养包含极广，举其大要，约有三端：

⑤第一是人品的修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思想情感为文艺的渊源，性情品格又为思想情感的型范，思想情感真纯则文艺华实相称，性情品格深厚则思想情感亦自真纯。从这个观点看，培养文品在基础上下功夫就必须培养人品。这是中国先儒的一致主张，“文以载道”说也就是从这个看法出来的。文品需要努力创造，各有独到，人品亦如此，一个文学家必须有真挚的性情和高远的胸襟，但是每个人的性情中可以特有一种天地，每个人的胸襟中可以特有一副丘壑，不必强同而且也决不能强同。

⑥其次是一般学识经验的修养。文艺不单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也是一般人生世相的返照。这可以分两层说。一是读书。读书的功用在储知蓄理，扩充眼界，改变气质。读的范围愈广，知识愈丰富，审辨愈精当，胸襟也愈恢阔。其次是实地观察体验。这对于文艺创作或比读书还更重要。从前中国文人喜游名山大川，一则增长阅历，一则吸纳自然界瑰奇壮丽之气与幽深玄渺之趣。其实这种“气”与“趣”不只在自然中可以见出，在一般人生世相中也可得到。许多著名的悲喜剧与近代小说所表现的精神气魄正不让于名山大川。观察体验的最大的功用还不仅在此，尤其在洞达人情物理。文学超现实而却不能离现实，它所创造的世界尽管有时是理想的，却不能不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⑦第三是文学本身的修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学的器具是语言文字。我们须有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这事看来似很容易，因为一般人日常都在运用语言文字；但是实在极难，因为文学要用平常的语言文字产生不平常的效果。文学家对于语言文字的了解必须比一般人都较精确，然后可以运用自如。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一半根据对于语言文字的认识，一半也要靠虚心模仿前人的范作。文艺必止于创造，却必始于模仿，模仿就是学习。

⑧以上谈文学修养，仅就其大者略举几端，并非说这就尽了文学修养的能事。我们只要想一想这几点所需要的功夫，就知道文学并非易事，不是全靠天才所能成功的。

（有删改）

费孝通曾言传统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林语堂亦言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总是避开法庭，95%的乡村纠纷是由那里的长者们来解决的。牵涉到一项诉讼中去，本身就不光彩。体面的人们都以自己一生从未进过衙门或法庭而自豪”。

其实，传统社会并非没有法律存在，只不过在乡村自治的情势下，法律不大需要或难以全面深入渗透到广大的基层社会。乡村靠礼俗解决纠纷，产生“轻易不告官”的习惯，出现如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无讼”特点。乡土社会中，人们靠礼俗和累积的经验足以应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礼俗文化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人们深受礼俗的浸染，“约定俗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入乡随俗、出入循礼”，“心理有依归、行为有参照”，人们因礼俗而有规矩，因有礼俗而形成德性。遵“礼”、循“礼”、守“礼”而使人们形成对“礼”的基础即“义理”的认同，“义理道德”就成为人们道德的表现形态，行为依规守矩不在于神性或契约的先在约束，也不在于功利或惩处的后在约束，而在于对义理认同基础上的行为德性。义在心中，心中有约，理在行中，行为有据。

在中国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中，礼俗成为“社会公认合宜的行为规范”。礼俗不同于法律、制度，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甚至具有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不仅通过自身来约束民众，还与法律相结合，化约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有些礼俗还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强力约束机制。夏律中的很多法条就来自远古礼俗，周公制的“礼”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律令的重要。汉朝的道德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道德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即在司法中引经决狱。唐律充分体现了宗法伦理关系中礼的重要性。宋、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基本依循唐律，遵循“出礼入刑”原则，仅在个别条款的定罪或量刑上略有增减。传统礼法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教化的职能。故而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礼的道德原则所支配，为礼俗文化所浸染。

礼俗既是传统道德的题中要义，亦是传统道德的社会展开，更是社会教化的有力保障。传统社会道德的维系主要靠人们内在的信念、社会礼俗及社会舆论，法律制度只是成为辅助性的保障机制，这与西方缘于信仰基础的宗教道德与源于契约基础上的义务道德有显著的区别。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1月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