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月10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的联合采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5G将带来什么？如何推动？

苗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日益凸显，5G具备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连接的特点，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入到各行各业，加快生产活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升级，激发出如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医疗手术等各类创新应用，改变我们的社会。5G将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不仅要建好5G，更要想方设法解决好5G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加快促进5G终端成熟。5G芯片、终端的研发进程正在全力加速，力争5G终端尽快与用户见面，部分企业有望2019年中推出供用户测试使用的手机。加快网络建设进程。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放了5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下一步将开展5G规模试验，着力打造城市级的高质量5G精品网络。加快培育5G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基于C-V2X的车联网标准体系、产业协同和示范应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和5G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5G与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的协同创新，集各方力量共促5G应用发展。

（摘自《中央发布未来动向 城市级5G网络成为发展重点》，《人民日报》2019年1月11日）

材料二：

中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5G商用时间表和路线图

（资料：公开资料整理）

材料三：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继制裁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华为不断进行打压，可一直拿不出证据。

美国为什么要在科技领域制裁中国？无非就是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速度越来越快。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快速增长，用不了10年就将超过美国，这让美国意识到按这种速度发展，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借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与过去相比，中国在5G技术中已经获得国际领先地位，和美国已经可以分庭抗礼。然而，美国的制裁没有让中国停步。据媒体报道，我国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5G网络。从我国三大运营商的实验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5G网络的商业布局已经展开，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布网测试。

（摘自《美国制裁也没用，中国的5G即将到来！》，2018年4月网络新闻）

材料四：

5G的未来很美好，但在具体应用时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网络实施方面，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时间上看，网络实施任务艰巨，需要大家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投资效益也是摆在运营商面前的重要挑战。5G投资需要大规模投资，未来5G基站量将是4G基站量的2倍，5G网络建设对运营商的投资要求至少是4G的1．5倍。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是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也是难题。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但是垂直行业和2G市场完全不一样，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需要完全定制化，用户认同也需要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我们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这和4G以及过去的3G完全不一样。范式变革也是面临的挑战之一，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无论是运营商公司内部，还是合作伙伴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价值体系可能都需要发生变革，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C的发展。

（摘自《5G商用四重门：美好的未来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月3日）

乌乎纪事

季栋梁

天都山还顶着白雪，平地坡山里的雪却已消融了，地气涌动，春意盎然。羊开始脱毛了，生产队安排铰羊毛。

点了根烟，支书说：“你称上几斤羊毛擀条毡吧，毡这东西隔潮，预防关节炎，别到走的时候弄上一身病，到时埋怨咱乌乎人待你不好。”

我称了十五斤羊毛，支书说：“咱乌乎有毡匠，手艺高着哩，出去搞副业了，等他们回来。”正说着话，一老汉掮着一张弹棉花一样的大弓沿村巷走来。后来我知道他叫孙承运。

支书说：“你个老汉，说你你就出现了。”

老孙停下脚步，支书说：“咋放单了，你那口子呢？”

老孙说：“回家去了。”

支书说：“这时间咋回来了？”

老孙说：“我干大（干爹）救命哩。”

支书说：“回来了别急着出门，给老右擀两条毡，老右炕上没铺的。”

我说：“他的那口子……”

支书笑了笑说：“不是婆娘，是他的连手，六队的老哈，是个回回，擀毡是两个人的活计。两人从出徒到现在一起擀毡，几十年没分开过，他们是干弟兄。”

过了半月，老孙和老哈才来给我擀毡，我问老人咋样了，老孙说：“没了。”

擀毡这活让我感兴趣的是，从开始铺场子，他们就开始唱。

两人时说时唱，你一句我一句，还合腔。

我说：“他们没有成家？”

支书说：“两个都六十多的人了，年轻时候赶上乱世，命都顾不住，活下来都不易哩。解放了，太平了，可人老了，老孙娶过一个，没过上半年，跑了。”

擀一条毡得三天，待毡的水分蒸发干了，他们用两根小棍子一支，毡直立在那里。这是显摆他们的手艺。手艺一般的，擀出的毡这样是站不住的。

一日，公社干部老李来了，是来打前站的，说有个大领导要来视察，忆苦思甜。老冯、老尚两人忆完，老李不满意。支书说，再要找忆苷思甜的人难哩。会计说，把两个毡匠叫来，他们走南闯北眼望一辈子了，该是见过世面的，再说就让他们唱曲儿，哭苦曲儿。老李说，那叫来先试试。

支书说，先唱一遍听一下，他们就唱了一遍。老李说再唱一遍，两人又唱了一遍，老李说不错，就这。过了几日，大干部带着一帮人来了。开始忆苦思甜，老孙、老哈唱第一首还有些抖，唱第二首顺溜多了，还伴有动作。

领导对随行干部说，忆苦思甜就要这么搞，形式要活泼多样，他们唱得好，以后有忆苦思甜，让他们到省里来唱。麦收前，支书从公社开会回来，把老孙、老哈叫来说，全县要开忆苦思甜大会，要你们参加，支书说，去了上个心，好好表现，这次是要选拔参加省上忆苦思甜大会的人才，

省上选拔上了，回来就把你们拨到县上吃皇粮去，那就跌到福窝窝里了。

然而，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支书说：“咋回来了？伙食不好？”

老哈说：“要说伙食好得很，一日三顿饭，应时应卯的。”

支书说：“那咋回来了？”

老孙说：“弄不了那活么。”

老哈说：“唱啥唱，那不合人家心意，人家写了稿子，我们又不识字，人家一句一句教，我们又记不下，人家就吼骂哩，锤头大的娃娃都在你头上戳指头哩。”

老孙说：“也不爱那么说那么唱，就像喊口号一样。”

支书说：“哈，这给你们挣光阴哩，连这点苦都下不了？”

老哈说：“也不是下不了苦，不自在么，把人管得，哪里都不让走，上街看个热闹都不成么，坐监一样。”

他们又要出门了，一个掮着大弓，一个背着包裹，一路说唱着穿过街巷，不时跟人们抬几句杠。

支书说：“唉，人不想路，路想人哩，匠人的路在路上哩。两个老人唱了一辈子，走了一辈子，见过多少世面，谁说他们过的不是好光阴呢，现在让他们干别的，不行呢。”

支书去县上开会，回来说两个人去县上忆苦思甜，人家选上了老孙，没选上老哈，让老哈回，老孙留下来，老孙也不留，回来了，你说老孙留下了，老哈就放单了，咋办呢？擀毡是两个人的活计么。

（节选自小说《乌乎纪事》）

科学家重新审视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学说需要重新审视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恩里克·戴维森认为，“任何没有建立在基因发展体系上的、与身体构造变化相关的进化理论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

西班牙塞韦罗·奥乔阿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安东尼奥·加西亚－贝利多指出，“现代生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证明过去的进化论过于保守。我们所看到的令人惊叹的各种生命形式的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调控因子产生的，或者说通过基因子系统，它们负责所有动物的发展演化。如果按照达尔文理论，通过缓慢和渐进式的积累，进化论并不会给世界上的生物带来多少变化。”

戴维森与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格·欧文在《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就动物进化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该设想与各高等院校中长期以来教授的正统达尔文学说产生了矛盾，并被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用来理解人类大脑的构造。

“近五年来，许多科学书籍和文章都提出，传统的进化论需要得到改变和扩充。其中一些观点是建立在可与进化论相比较的发育生物学的基础上，”欧文指出。

“我们的观点不是反达尔文学说。只是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体系只适用于较低级别的系统发育，”戴维森认为。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只能用来解释智人这一物种的出现，却不能揭示各种哺乳动物的演进过程，更不用说各种脊椎动物的演化。我们所谈论的已不仅仅是各种动物及构成它们的各种细胞的问题了。

戴维森还指出，“对于更高级别的动物，变化会以更加剧烈的方式影响到形态，这需要一种不同的基因变化方式。这也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动物进化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原因。”

发育生物学方面的三位先锋人物加西亚－贝利多、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彼得·劳伦斯和伦敦大学的刘易斯·沃尔铂特均认为，发育生物学是理解进化论的关键。进化论与发育生物学的结合衍生出了一门新学科：进化发育生物学。

进化发育生物学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或者说大批高等生物物种是如何集中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如节肢动物、软体动物以及脊椎动物等。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变化。从地质学角度看，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基因染色体的因素，”劳伦斯指出。加西亚－贝利多则认为，“当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什么是进化。”

已故著名的进化论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在1980年发表一篇题为《新的进化论正在产生》的学术文章。在文中古尔德指出，进化论的关键更多的是与变化的内在动力或生物身体的内在不稳定性相关，而非达尔文进化论里指出的肤浅的、表面的自然选择。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旁门左道。对此，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值金斯认为，“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古尔德的理论其实是坚定地建立在达尔文学说基础上的。”

那么，古尔德的理论是否正确？“他的理论没有涉及任何本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学对于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戴维森说。

欧文认为，“所有资料都没有显示出大量物种的起源是突然性和跳跃性的，而我的怀疑是，这是—个迅速的过程。在我们与古尔德的思想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尽管在部分概念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联系。”

细读《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在于“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在于“即凡而圣”。“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正是孔子儒学精神之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者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身,体悟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儒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是终极关怀，又平实切近、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最能体现孔子“道”之本旨，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可见，儒门之“道”应是“仁礼合一”之“道”，应是“即凡而圣”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

（傅永聚 郑治文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