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家与明星

科学家屠呦呦一句“诺奖奖金不够在北京买半个客厅”的笑谈，让影星黄晓明那场高调奢华的婚礼备受非议。有人搬出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陈年论调，感慨“科学家的一生努力不敌明星一场秀”。

我们当然可以奉劝一些明星在私生活上注意社会观感，也可以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钻研学术的科学家呼吁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即使媒体大可不必无限制炒作明星婚礼，让所有记者都弄明白青蒿素的来龙去脉也不现实。首先两者不矛盾，其次两者不可比。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然而，“戏不如娼”“戏子不入下九流”的老旧思想，依然如幽灵一般，时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但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

评价文艺工作者的首要标准是作品。一个很久没有作品问世的明星，通常会很快淡出人们视野---即使制造再多绯闻，走再多的穴，结再多次婚，也无济于事。然而，娱乐界是不折不扣的名利场，人们在消费明星私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他们的市场地位。黄晓明的财富多寡是由他在影视界的地位决定的，而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其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市场机制对一个演艺工作者的回报，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则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科技领域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什么是好，什么不好，隔行如隔山。可能很多百姓宁可去问江湖郎中，也没兴趣关心屠大科学家的论文，但这不妨碍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得到专业认可，并在更大范围内造福人类。

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PK，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但是，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屠大科学家的科研项目放在市场上，论斤卖能卖多少钱？更进一步思考，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甚至不让网友围观“黄晓明们”的婚礼，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涂洪长、刘旸)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2016/2/15有删改)

淡泊宁静以养心

何冠军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经历。购买了一套精致的筷子，没多久便觉得常用的碗碟粗陋不堪；索性换掉这一批餐具，却突然发现老旧的餐桌风格不搭；接着咬牙换了张桌子，又开始纠结于餐厅空间逼仄……朋友送来一只鸟笼，造型可爱、制作精美，令人爱不释手；虽无养鸟习惯，却也不忍舍弃；最终挨不过内心的好奇、他人的劝说，竟也养起鸟来，终日费尽心思摆弄物件、准备鸟食……小小的筷子和鸟笼，不经意间打开了欲望的魔盒，反倒让心为物役、徒增烦恼。

精美的事物本无过错，有时却悄然之间放大了人的渴求、影响了人的选择、左右了人的生活。在我们身边，被“筷子”“鸟笼”困住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生活富足，却无法抵御新奇的刺激，难以自持与节制；有的人手握重权，却对更高的位子垂涎三尺，为一己之私不惜一错再错。《永远在路上》《巡视利剑》等电视专题片披露的种种细节警示，一些违法违纪人员走上贪腐之路，往往是从接受了自己并不缺少也非必需的物品开始的。戴上了名表，惦记起名包；开上了好车，又渴望豪宅……欲望不被约束，自然会不断膨胀。一个人如果不对此保持清醒、提高警惕，一旦面临诱惑，很难不困于物欲的泥潭。

古人云，“养心莫善于寡欲”。逃离奢华的迷雾、防范贪婪的陷阱，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只有随时准备好剪除欲望的枝枝蔓蔓，才能防止精美的“筷子”左右自己的食欲，避免多余的“鸟笼”占据生活的空间。居里夫人在会客厅里只放两把简单的椅子，她毕生追求安静的工作、简单的生活，成了“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延安时期，爱国将领续范亭见到朱德，没想到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粗布衣衫，像个庄稼汉，于是发出“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的感慨。面对芜杂的物质世界，淡泊、宁静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人生修养。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个体历经成长、追求成功的历程，往往也是学习控制欲望的过程。据载，年轻的莫泊桑成名之前精力旺盛、勤奋好学，在读书写作之外，白天学习汽修、钢琴，晚上还研究如何制作烧鹅，时间被各类事务填得满满当当。作家福楼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每天上午用四个小时写作，下午用四个小时写作，晚上还会用四个小时写作。莫泊桑深受触动，遂以福楼拜为师，断然舍弃多余欲望，一心一意读书写作，最终成就了人生与事业。追求精致甚至极致，但同时不被欲望所困所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

哲人有言，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那一瞬间被决定。生活中无所不在、变幻无穷的“筷子”与“鸟笼”，时刻考验着一个人守护本真的定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个村庄的隐喻

施立松

一只鸟从山顶的树上俯冲下来，长长的尾羽抖动着，被阳光染成的银绿，泛起，又沉没。它俏立在屋顶，张开双翅，抖了抖，又甩了几下尾羽，踱了几步，嘎地一声，飞入檐下。这是秋日午后三点。山西沁河源头，一个小而破旧的村庄。小到什么程度？从去沁河源头的路上往上看，只看到几堵泥墙，以为没人住了，却发现有两床被子，晒在屋外，鲜亮的绿，耀眼的红，在沁河源头这清冷凋蔽的秋，分外耀眼。

这时节的沁源，秋意已深，漫山再找不到一丝绿意，收割后依然站立的玉米，失色的枝枝叶叶，道尽秋的仓惶和无奈。落尽树叶的白杨，林立在道路两旁，枝杆上累累的伤口，诉说无尽的沧桑。道路都被落叶占领，风吹过，一阵沙沙声，似吟唱似悲歌；脚踏过，又是一阵沙沙声，似呻吟似叹息。所有落叶，都在告诉世界，一个关于停顿和静止的故事。偶有松球从头顶的枝桠上跌落，自肩头跃下，滚落到层层叠叠的落叶间，被落叶掩埋。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层层叠叠的时光，无声无息，却又粗暴简单地把人掩埋。秋天，黄昏，清冷，与中年的我，站成时光中的同位语，仿佛那失色的玉米是我，满身伤口的白杨是我，满山或纷飞或沉落的落叶，也是我，不知不觉，已在岁月里走向仓惶，走向不归。

看到村子之前，我们乘坐的探寻沁河源头的车，在山间盘桓许久，满山的凋敝让人不忍卒睹，车内众人，又闭目昏然。终于，车停了，透过车窗，见到“沁河源头公园”字样，以为到了，却不下车。“还要再走五公里。”继续闭目养神。车一路颠簸，坐过山车似的，跳起，又落下。有时经过一个水坑，水坑里的水，便四下飞溅，甚至有几次溅上车窗，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昏昏然中，看到那村，那鸟，那鲜亮的被子。心有所动，便下车上山进村。

进村的路是走多了走出来的土路，雨水冲过，双脚踏过，都留有明显的印迹。四野凋敝，可这土路上，却还有隐隐的绿意，细看，一粒粒细小的芽苞，从干硬的泥地里探出头来，像惺忪的睡眼，萌萌的，触人心弦。原来山野间，藏有这些生灵的秘密，只是我不知，也总有些事物，走出时间的苍茫序列，走向世界的一切法则和秩序之外。一路星星点点的羊屎蛋，如洒落在枯草嫩芽间的黑色花朵，引我们进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羊，在简单而沸腾地生活着。

十数间的泥墙，倒损大半，木椽支楞出来，像吃剩的鱼骨架，让人担心它随时会塌落下来。可它却是鸟雀的安乐窝。我不知道这些残破的屋檐，到底有多少鸟雀在此筑巢安家，我只看到那扇倒塌的脊梁下，一扇细长的尾羽在上下抖动，还有几声悦耳的鸟鸣，妩媚了枯瘦的秋野。

晒着被单的屋子，黄泥墙坚实。松软如泥，经过一番夯砌，也可以坚如磐石，不惧风雨，千年不倒。每次看到黄泥墙，都会心生敬畏。泥墙的上方，是木条支起的阁楼。木条掉了几根，好像缺了门牙的嘴，有几分滑稽的意味。那是放粮食的地方。沿着土墙堆垒着一圈整齐的柴火。屋前的空地，有洒扫过的痕迹，一直延伸到门前的一排青石板，光滑透亮，照得出人影。门上挂着花布帘。花布帘旧了，几乎看不出花色，布肉也薄了许多，但那上面，分明密布着生活的气息。

屋里传来说话声和笑声。

从看到这个村庄开始，我们就好奇，居住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这说话声，几乎成了我们毫不犹豫掀开门帘无理闯入的借口。

屋子不大，一个土炕占了半个屋子。两口木箱，两座土灶，一个长长的烟囱像蛇一样逶迤着通向屋外。我想象着，它将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吃掉屋外那一圈整齐的柴火，温暖这个小而结实的屋子。两个中年女子，一个坐在炕上，一个蹲在灶前，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蹲在灶前的女人，正剥着几棵大葱，灶上的瓷盆里，放着两团切碎的黄萝卜和白萝卜。她们要包饺子，晚上，她们要吃饺子。在北方，饺子是一种标志，即便简单的萝卜大葱饺子，也是一种欢腾的生活。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用很重的山西口音与我们搭话。我们连蒙带猜，了解了村里的一些事。这个村叫二郎神沟村，目前还有三户人家六口人。屋里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老婆，另一个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们不种地，只养些鸭子和羊。停在路边的那辆旧摩托车，是他们出山的交通工具。他拿着手机朝我们拍照。手机外壳上夹着一张红色的百元大钞。或许，在他眼中，我们这群人，就是吃饱了撑着的，无聊地成为他的风景。同行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他呵呵笑着，支吾着，我替他想了几个答案，比如工资不高，比如不适应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但我更想他坦然而明确地回答：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守着家园，过简单和朴实的生活，不也是喜乐人生？

在深秋，在这个阳光美妙的午后，我和这个村子相遇，或许，就是一种隐喻。

（选自2018年4月《浙江作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