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

直至今日，叶企孙，仍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便知道，对不少人而言，他也仅仅意味着一段传奇：清华大学教授，帮助抗日军民造地雷炸药。

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

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教授挺身而出。在另一场灾难中，超然的叶企孙也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院系调整中调至北大的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突然受到的刺激，曾使他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外调”查无实据，他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企孙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经弯到了90度。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

叶企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上世纪20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

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另一方面，曾教授却不得不扼腕：“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地孤苦无助。”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静观此事的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备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象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选自徐百柯《民国风度》）

家谱家训：传承君子之风

钱念孙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家谱、家训等渠道，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

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无形部分。有形部分多半呈现在如家训、家规、家谱，以及各种祭祖追宗仪式等方面；无形部分则主要凸显在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族气质风貌等方面。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家国同构”观念，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家国同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家族的家训、家谱等，虽然具体内容互有差异并各具自己特色，但其中所宣扬的立身处世、持家兴业的规则和教导等，基本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之上。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与历代著名家训、家谱秉持和崇尚的做人理念及价值观念等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众多家训、家谱所传达的励志勉学、入孝出悌、勤俭持家、精忠报国等优良家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具体细化，不仅堪称个人和家族成长兴旺的座右铭与传家宝，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强调君子人格对家族成员成长的重要意义，在各类家训、家谱中星罗棋布。著名的《颜氏家训》开篇就呼吁家族成员，要追随学习明达君子：“傥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家谱记》也说：“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归有光认为，家族成员只有以君子为楷模，行仁义、重孝道，家族宗法才可确立，立宗法方可成世家，成世家方可正风俗，而正风俗，则将仁孝品德彰扬于世，进而代代绵延，形成世有君子、代有贤良的良性循环。

君子文化与家族文化融合，在家训、家谱、家风中扎根开花，不仅有助于崇德向善之风在家族里世代相传，还能够由家族推向村邑、由村邑推向国家。清代宰相张廷玉作《王氏族谱序》说：“故君子之用心，必将使人知族人之成本于一气，则孝弟亲睦之意，油然自生。而婚姻洽比之风，因之可以渐及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社会风俗之美，正是通过“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的形式，逐步改善并蔚成风尚。

以家训、家谱为主干的家族文化，与君子文化看似概念不同、内涵相异，但两者的思想和核心理念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谈论的中心都是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兴家立业等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给出的答案，又十分相近乃至多有重合。君子文化为什么能够沉入并浸透历代家训家谱而成为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价值导向？为什么历代世家望族的家训、族谱等总是以君子文化为主调凸显家族文化特色？其原因和奥秘就在这里。

（选自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

从生命到罐头

王开岭

很多时候，生命的“成长”表现为一条从简单到复杂、从明晰到混沌、从纤盈到臃肿、从摇篮到罐头的路径。

对少年心理有着诱惑和塑造功能的并非课本，而是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价值面貌。不管少年的天性如何纯真，无论童年教育多么诗意和美好，一旦他离开童话和教室，面对实际的社会挑衅与竞争敌意——尤其生活的诸多不公、复杂人际和“潜规则”，在经历了短暂的惊愕、迷惘、沮丧、失措后，他便开始了适应世侩秩序、遵守集体契约的人生实习。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追逐“成年”的游戏中，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稚气惴惴不安、羞愧难当，陷入深深自卑——他狠狠撕毁童年的名片，宣布与之决裂；一方面，他潜心观察那些成人榜样，仔细揣摩，暗暗效之，唯恐模仿得不像，唯恐不知深浅不合规矩不对路数……渐渐，他开始以“成熟”“稳重”自居，以嘲笑同辈的“幼稚”“单纯”为能事了。

至此，在其心目中，他才真正“长大”。他为自己终于换来的“老道”沾沾自喜，引为生命资本。其实，“老道”又何尝不是“势利”“圆滑”“乖巧”“投机”“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同义语?可惜，他已不觉有何异常了。即使他童心未泯，良知犹存，偶尔也会对某些阴暗和不公露出愤懑，但这并不改变什么，为了保全自己，他同样会向“复杂”妥协，对“臃肿”微笑，向“龌龊”献媚，与“潜规则”合作，甚至倚仗俗恶扩充自己的生存实力和地盘……

褪去了天真，生命也就失去了生动，剪掉了羽翼。当一个人的灵魂因饥饿而狼吞虎咽——并因不节食而变得臃肿，他就真的衰弱了，生命亦变得可疑。就像煮熟的扇贝，你已听不到涛声，嗅不出海的气息了。

生命终于变成了“成品”。一个个儿童排着长队，由教父们领着，经过“学校”一级级甬道，走向“社会”这座热气腾腾的孵化器。终于，一队队的商人、官员、买办、得意者、落魄者、蹒跚者、受难者——手执各种证件、履历、薪袋、诉状、合同、标书、欲望计划……鱼贯而出。

凯斯特纳说:“从前他们是孩子，后来长大成人，不过现在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啊，什么样的人呢?

冷漠、猜忌、等级、敌意，取代了爱、信任、平等和友谊，温柔变成了粗野，轻盈变成了浊重，慷慨变成了吝啬……生命变成了罐头。生命就这样诗意地开始，又这样臃肿而可耻地结束。

孩子有了新的孩子，教子成了新的教父。公正的上帝，曾送给每人一件了不起的礼物——童年!可惜，多少人很快就将其丢掉了。

然而，这绝非我们的初衷。绝非我们生活的目的。

尼采悲愤地说:“我要告诉他们，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又为何变成小孩……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在神性的眼里，儿童世界，是人类的天堂。而孩子，代表着未来的全新的生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