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地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质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甚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来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地跟我说过，地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叫；“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橡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有删改）

人文学科。包含文学、哲学、历史一类的科目在内。而比较广义的文学包括音乐艺术。比较广义的哲学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个人生经验的总纪录。人文学科所能给我们的是生活上的一些条理规律，一些真知灼见，约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经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一些常理。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人类的生命怕早就已经寂火，不会维持到今日。

分而言之，文学艺术以至于宗教所给我们的经验是属于情感生活一方面的。即多少可以使我们领会前人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情绪上有过一些什么买际的反应，对于喜怒哀乐的触发作过一番什么有效的控制。艺术作品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纪录之所以为真实，全都因为一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我心之所同然”。所谓我心，指的当然是后来一切读者与赏鉴者的心，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力量打动我们共同的心弦。有力量触及基本人性的痒处。打动与触及得越多，它们就越见得富有实验性，越见得伟大。李杜的诗歌、莎士比亚的剧本、贝多芬的乐曲……可以百读不厌，不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贬落它们的价值。原因就在此。说到我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弦，或基本的人性，就等于说，有了这一类文物的凭借，后来的人，无论在别的生活方面如何大异其趣，各不相谋，至少在最根本的情感生活上，可以相会，可以交通。

哲学与历史的功效也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学所关注的是理智与思想生活，而历史关注的是事业生活；前人的经验里，究竟想到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有过什么行为、什么成就，思想有何绳墨，行事有何准则，撇开了哲学与历史，后人是无法问津的。历史可以供给行事的准则，小之如个人的休戚，大之如国家民族的兴衰，都可以就前人经验里截取一些事例作为参考，这就是前人说的“以古为鉴”。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懂得如何利用这镜子，来整饬其衣冠，纠正其瞻视，解蔽的工具岂不是又多了一件？近代的心理、伦理、社会、政治一类和行为问题有关的学问到如今并没有能提供什么实际的标准，让我们遵循之后，定能长维康乐，避免危亡；即使有一些细节的贡献，也往往得诸历史的归纳。心理学家讲个人的智力，时常用到的一个定义，那就是利用经验的能力，即再度尝试时不再错误的能力，或见别人尝试时发生过错误，而自己尝试时知如何避免错误的能力，这便是历史的意识和历史的效用。

自社会科学渐趋发达以后，又值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之余，我们有了一个“世界一家”的理想。不过这还是一个理想，达成尚须极大的努力，并且还有待于另一个相为经纬的理想的提出，交织成文，才能收效。“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面的，只顾到一时代中人与人、群与群的关系的促进。平面也就是横断面，没有顾到它的渊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没有经，只有纬，便不成其为组织。如果当代的世界好比纬，则所谓经，势必是人类全部的经验；人类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积流播的文化精华，全都是这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此种经验得到充分的观摩攻错，进而互相调剂，更进而脉络相贯，气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长与繁荣的根本。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似乎应该再提出一个理想，就是“人文一史”。目前已经发轫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说是达成这理想的第一步。仅仅为了做到这第一步，为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人文学科，而谋取它们的东山再起。

（选自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有删节）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①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可能是实情。它说的是事物较深层次的问题，离现象世界较远，也发展出一套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德国哲学及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其典范。叔本华称，康德的书具有“辉煌的枯燥性”，我想叔本华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这里“辉煌”是肯定其学说的深刻，“枯燥性”可能就是指复杂艰深,很难读懂。我国康德的研究者郑昕先生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东西，绕过康德只能是坏的哲学。如此，热爱哲学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去啃康德的大部头著作，这当然是必须的。我常常将这种研读看成是在迷宫中寻找珍珠。不过，任何表达方式发展到极致就有些让人消受不了。也许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

②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种过于极端的倾向。在我看来，哲学家，即便是大师级的哲学家的中心思想都是明确的，之所以长篇大论只是为了向别人，特别是那些假想的“敌人”提供强有力的、理性的论证，这些论证就像架在城堡围墙上的大炮，是用来吓唬潜在敌人的。而城堡本身并不怎么复杂。哲学家进行论争，施展逻辑力量，就是行攻防之事，如若“攻防”太过繁复，读者在这概念的迷宫中往往会迷失方向,难以接近论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我想，言说与写作尽管免不了要有逻辑的“铺陈”，但应尽量使之线索清晰、明白晓畅，□□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应当有深入浅出的表达，这应当是现代写作者所追求的境界。

③不过，这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各类人物，特别是学者中，认为文字上容易明了的东西大概是浅薄的，而口气大的，充满生造术语或搬用遥远学科概念，语言晦涩难懂的，大概是高深的。结果，那些扎扎实实、文字明了易懂的作者不被重视，而说大话、玩概念、搬用或生造术语的作者却博得青睐。

④我觉得现在国内出版的哲学著作仍然有这个特点。这种晦涩的语言表达，使读者很难确认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哪些是模棱两可的，哪些可能是错误的。当一个哲学思想的表达如此含糊和艰涩，以致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想说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使得人们甚至不能说：“亲爱的教授，这是错误的”。如果人们真的想要负责任地谈论，人们就必须明白他想说的究竟是什么，能够指出他的哪些谈论是错误的。这种晦涩的谈论方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当然，首先是在哲学中，甚至到达这种地步，如果某个人以人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简单而清楚地谈论，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对真正的学术一窍不通。

⑤就说海德格尔吧，去读读他的 《艺术作品的本源》，多么吸引人的一个题目！可读他的这篇文章就像进入了一个概念的迷宫。可全世界大多数自称哲学家的人都在钦佩和效仿海德格尔，看看他给世界开出的处方，听起来辉煌灿烂，实际上却毫无内容。他宣扬的所谓 “诗意地栖居”的学说，看上去那么美，但当他在课堂上行纳粹礼，喊：“嗨，希特勒”时，这个“栖居”显然不像是“诗意”的。我当然不否认他有一些“深刻的”言说，我有时也喜欢引用，但他的整个学说却是让人难以消受的。由于他自己声称他的思想深奥难懂，于是读者也跟着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我怎么都觉得人们的赞美声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些 “众人”，就让我做那个看不见皇帝身上的“新衣”，任由那些“众人”嘲笑的孩子吧！

⑥波普是个严谨的当代哲学家，他为世界提供的思想是明确的，也因此，他的思想真正对人类今天的活动产生了一些影响。他指出，晦涩繁琐是一种伪装成深刻的语言污染。关于环境污染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语言污染人们却很少谈到，然而它却是更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它的发展日甚一日，而且因为它侵蚀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义务和良心。

⑦当我们在民众面前侃侃而谈时，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地空谈。波普在其晚年出版的 《寻求更好的世界》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责任，由于他拥有从事研究的特权和条件，因此他对周围的人（或社会）也负有义务，即把他的研究结果以最简单清楚的形式十分谦虚谨慎地陈述出来。最坏的事情就是，知识分子试图在社会面前以伟大的先知自居，并用含混晦涩的哲学去影响人们，这是对神圣精神的犯罪。谁不能简单清楚地陈述，谁就应该沉默并继续工作，直到他能清楚地表达为止”。我很欣赏波普的这段话，知识分子负有不可取代的对有关文化、国事、尤其是伦理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责任。他必须学着做一个能清晰、简约说话的人，这是让别人能够对此表达意见的前提，除非你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

   （选自2012．2．11《解放日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