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

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要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但必须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因，挖掘其蕴含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重拾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剧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比如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西方思想家、史学家伏尔泰以此为基础写就《中国孤儿》，影响甚广。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几乎产生同样的困惑：一个人怎么会为救别人的儿子献出自己的骨肉？这就需要对故事发生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形态有所了解。故事发生在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士以下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依附宗主生存。赵盾家族是晋国最大宗主，所以当赵家面临灭顶之灾时，为其留下宗嗣以期东山再起便成为赵家门人唯一的希望。程婴献子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形态下。他们当时的行为不只是为赵家，还为许多依附于赵家生存的门人、为晋国，这就体现出中国人的大义精神。提炼出历史中蕴含的精神，也就找到了创作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胸怀。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剧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

史诗胸怀的有效传达同时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剧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逻辑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主人公，主人公往哪儿走，故事就说到哪儿，然后带出新的人物——在当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写作时不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对自己创作的总结。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们就更加需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文艺工作者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这是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摘编自刘和平《创作历史剧当有史诗胸怀》）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了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 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匕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 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张晓婧《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现在人们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类。

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汉以前的碑是无字的，其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在墓前石碑上刻写亡人功绩，便于他人看到。随着此风的盛行，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倒不能称为碑了。

碣是指圆形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碑和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丧葬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准许立碑，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立碣。古代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就是碣，其形状上小下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四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在这四个面上。

这些刻辞，最初仅是记录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后来又加入了有关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悼念的诗铭，文辞逐渐增多，碑文便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路人可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

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拴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南北朝时，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了记事、颂扬功绩的成份。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选自《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二

①碑首是碑的最上部分。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早期的碑首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唐时，碑首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此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碑阳。其反面则称为碑阴。有些较厚的碑版，两边也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一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③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阳上。碑阴一般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有的碑阴则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这一类碑阴文字，凡与碑面有关系的，除题名外，都称为“碑阴记”。还有许多碑，碑阴原来没有刻字，后人利用这块空白石面，或磨灭原来的碑阴文字，另外镌刻新的碑文。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了，但做著录时，还应以早先所刻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④有些较厚的碑版，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名碑的碑侧主要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⑤有些碑碑身沉重，为防止其沉陷，人们就另刻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

⑥碑各部分的大小要根据碑身的尺寸来确定，目的是突出碑身的庄严高大。以碑座为例，常见的鳌座长度等于碑身宽度的两倍，高度为碑身高度的百分之四十五。

⑦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有，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神完气足，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此外，古代的石碑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

（取材于《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三

纪念碑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它的安放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场所往往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让参观者感动、记忆，并受到某种精神感召，实现自我反省，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纪念的目的。

我国纪念碑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在北京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为此，特别成立了建设纪念碑的专门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挑选的三种方案送呈市政府审查。时任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正在病中，他认为送呈的方案缺点甚多。于是在病床上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该方案）无论在整体形体上、台（碑座）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因此，两者不宜采用类似的形体，否则，二者不能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梁思成还在病床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方案，在纪念碑建设委员会进一步的设计下，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纪念碑于1952年正式动工，1958年建设完成。建成的纪念碑碑首采用庑殿顶形式，碑身高大，用天然花岗石镶面。它坐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中心，正如梁思成所设想的：“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取材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