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其中，第三种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奇则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摘编自许建平《读懂中国文学，还得从汉字入手》）

①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的问题。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如果拿来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

②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说，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就像我们离不开自己。

③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者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00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00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00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在“自我参照效应”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所有被试者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作为参照条件。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者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④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⑤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了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和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 “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

⑥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者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⑦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的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的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

⑧总之，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这说明，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母亲更依恋的原因。

材料一：

战争是无人机发展的头号牵引力，无人机发展的初期是为了纯粹的军事用途。由于军用无人机在“3D”（DULL，DIRTY，DANGEROUS）环境下执行任务的显著优势以及灵活机动的特性，民用各行各业对无人机的应用也翘首以盼。但相比军用无人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民用无人机在上世纪80年代军用无人机的现代系统得到大发展的基础上才开始尝试应用，各领域全面开花应用只有10余年时间。

日本的民用无人机开发较早：早在1983年雅马哈公司采用摩托车发动帆，开发了一种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直升机；2003年开始，耗时3年，岐阜工业协会先后开发了4代无人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森林防火、地震灾害评估等领域；2011年墨西哥湾钻井平台爆炸后艾伦实验室公司的无人机协助溢油监测和溢油处理等。

中国起步早，近年发展较快：中国上世纪80年代，就将自行开发的无人机（脱胎于军用机型）在地图测绘和地质勘探中做了尝试，近些年，专为民用研制额“黔中”1号无人机与2010年顺利首飞，2011你那国产“蜜蜂”28无人机，可全自主起飞、着陆、悬停和航路规划，能应用农业喷洒、电力巡检、防灾应急、航拍测绘、中继通信等。（作者：东方证券机械行业熟悉分析师佘炜超）

材料二：

根据分析，我国民用无人机需求总额将由2013年0.5亿美元增至2022年2.8亿美元，需求总额将达到14亿美元。

国内无人机规模化民用刚起步，市场潜力巨大，但如何融入民航空域管理体系、适航取证等行业标准规章缺失、较高的消费门槛等问题是国内无人机民用领域成长的主要瓶颈，需加紧出台相关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加快发展，根据空管委此前披露消息，我国低空领域开放到2015年底前将完成全国推广试点，随着无人机频谱制定和试航标准等多项规范逐步落地，无人机在低空领域的自主性将大大增强，在此影响下，民用无人机的市场前景会更加广阔。

材料三：

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无人国家市场第一占有国，中国无人机国际市场份额超过50%。广阔的市场给中国无人机应用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毕竟大量先进技术直接能够投入市场对技术研发来说是最大利好。无人机大量应用，随之而来的就是无人机的导航和指挥问题。现有的导航模式大多离不开人员的直接控制，因此熟练无人机操作员的数量直接影响了无人机的投入数量和普及程度，不过随着自主导航技术的突破，这一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兰德公司称，根据中国目前无人机试验的情况以及各种公开情报信息可知，中国无人机自主导航技术并不比美国的差，兰德智库研究院戴蒙德指出，中国已经攻克了无人机自主导航的核心技术，利用这项技术，中国的无人机可以在森林、山区、城镇等多种复杂地形上实现自主导航。

（央广网《攻克自主导航关键难题，中国无人机自主导航即将变为现实》）

材料四：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研制的新型彩虹太阳能无人机，近日成功完成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试验。彩虹太阳能无人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此次试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英之后全球第三个掌握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技术的国家。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与传统燃料消耗型飞机相比虽然载重能力相对较弱，但飞得高，可在20—30公里的临近空间稀薄大气中稳定飞行。第二个特点是功率提取限制因素较多，但飞得久，太阳能无人机无燃油消耗，可实现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航时飞行。另外，太阳能无人机机载系统简单，日常维护复杂度较低。长航时飞行，维护保障间隔周期长。从起降保障上看，对跑道长度要求不高，也无需传统的加油等保障设备。从使用效益上看，由于其超长航时特点，与常规飞机相比，完成持久性任务无需频繁更替轮换，出动飞机的频率大大降低。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14日《两万米高空炫彩虹》）

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是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住，非礼也。”中国人是礼义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糟粕”，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了时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想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决不会报以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品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