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

刘国忠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四岁之前已可识字读书。父亲给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幼，1941年进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由于课堂内容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上课之余，他阅读了众多的课外书籍。

李先生的读书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经常不吃早饭或午饭，省吃俭用，去书店和书摊买旧书，看完后再卖掉，换买其他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学术著作，李先生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一度计划要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足见他对读书学习的痴迷程度。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刚到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于其藏书的丰富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

侯外庐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青年时期的李学勤评价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在李先生阅读的大量典籍中，符号一类的书籍是他特别钟情的，越是看不懂的书他越感兴趣。李先生喜欢阅读那些能够启迪人们智慧，而又多少能给人以一种神秘感，需要费一番气力才能看得懂的作品。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书，他先后读过多次，书中第三章“介绍一逻辑系统”介绍了数理逻辑，里面都是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让他十分着迷。195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想追随金岳霖先生研究数理逻辑，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最终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还在中学读书时，李先生就曾听人说，最难学的是甲骨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时间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在他看来，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像符号一样，特别有意思。

长期潜心治学的结果，使李先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自觉投入到学习和科研工作之中，不肯浪费点滴时光。青年时代的勤奋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即便到了后来，虽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要处理繁忙的公务，一有闲暇，他还是用来读书和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丰富、所涉领域之广博，令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先生戏称这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

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李学勤集》自序）

甲骨文情景交融的和谐美

田川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又称甲骨刻辞，是古人崇拜天地和神灵祖先的产物，凡是自然气候变化、军事行动、田猎、耕种、生育等皆要问神灵、祖先，释疑难，解吉凶。甲骨文的形成是用毛笔先书写到甲骨上而后用刀刻，或直接用刀刻之。表现出来的文字线条比较单一，多呈直线或折线状，常带有刀锋痕迹，故而给人一种视觉形象独特美的效果。

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情、景作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独立范畴，被巧妙地运用到甲骨文的创造中。“情”是契刻者刻字时的情感塑造，以及几千年后甲骨文对后人的情感冲击，二者激起的情感共鸣。“景”是泛指当时的一切社会和自然客观存在物的图景或形象。当我们审视甲骨文字的情景融合时，便成了今人和甲骨文之间的交流关系，从审美的角度看，情、景还应包含文字意义内容与文字造型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现有的甲骨文研究中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会意字鲜明活泼，在构图中被组织成一幅幅情真意切的画面，这种独特的画面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像，给人以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保留一定空白，使文字这一客观主体与人的情感有了更大的交流融合。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让后人与它们产生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造型美，更在于它的真实性。甲骨文无论是它的载体或是它的文字都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形态，它所表现的内容和细节也是淋漓尽致地使甲骨文的情和景交融在一起，使一些极具趣味的情感传达出一种令人遐想的美。

甲骨文情景美首先是文字排列上的主次关系，文字笔画的变化无穷及其丰富多层次的构图烘托了情景。其次是文字静中有动的结构，这样的场景主要表现在田猎、牧鱼等劳动方面；不但有动态的美，也有静态的美。再次是文字的虚实结构，甲骨文的虚实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文字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生成情景美的构图。虚实相结合符合审美要求，它时隐时现，把情感隐蔽在每个字中，在客观事物和夸张中传达出契刻者的情感世界。

甲骨文情景美不是仅以具象为美的，而是逐步离象而求，囊括万殊，是人类精神境界的宝贵财富。甲骨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三千余年再现于今日世界，就是因为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魅力。甲骨文作为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符号，殷商社会状况和审美风貌必然体现在其中，为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节选自《艺术科技·试论甲骨文的审美与欣赏》）

辉煌与寂寥：墨家学派衰落成因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肢、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删减）

中国在2001年前几乎没有世界级的超算产品，因为构建一整套全球顶级的超算系统，也并非堆砌处理器这么简单。中国超算研发的全面崛起，是建立在强有力的计算个体芯片、先进的运算管理技术和可靠的操作系统支持基础之上的。

芯片无疑是超级计算机的核心部分，一台超算产品至少装有几千枚甚至数万枚CPU和GPU芯片，同时配备特殊的操作系统，负责管理这些芯片之间如何合作，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运算，才能真正使之拥有十分可靠的强大算力。

国防科技大学分别在2010和2013年建造的“天河一号”和“天河二号”超级电脑，都曾登顶世界超算TOP500榜单，两者都主要使用Intel和AMD提供的芯片。201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中国四家超算中心，禁止向中国超算中心出售Intel的Xeon Phi超算芯片。天河二号就因为美国的制裁，耽搁了升级计划，不得已调整技术路线，并且采用国产矩阵2000替换Intel的Xeon Phi。但这无法阻止中国超算研发的强势崛起。2017年，广州超算中心宣布使用国产矩阵2000芯片，升级了天河二号超算系统，并成功实现算力翻倍。而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起初就安装了40960个中国自主研发的“申威26010”众核处理器，而且性能不俗。

多年以来，计算机CPU芯片一直遵循摩尔定律进行升级迭代。但摩尔定律也是有极限的，集成电路上的元器件已经足够小，己经逼近“原子尺度”了。很难再延续过往路径进行升级迭代。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挖掘计算机的系统潜力。

在挖掘计算机系统潜力方面有两个思维路径：一个是阿里方案，一个是联想方案。阿里方案其实就是“大规模并行化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即“云计算”。计算机科学的精髓在于自顶向下的递归，先在最顶层将一个大任务分解成为几千个、几万个小任务，然后将每一个小任务分配到每一个服务器上。最后，再将每一个服务器上的结果综合起来，得到原来大任务的最后结果。国内主要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商城等，都是用大量廉价的服务器取代一台超级计算机。前者的价格不到后者的1/5，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而联想作为商业公司，在帮助用户“挖掘算力潜力”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在高性能场景下，联想可以把一台机器能压榨出来的性能压榨到了极限。联想超算产品在全世界最好的25所大学中有广泛应用，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水冷超算机型，理论峰值是100%，最后联想释放出来的算力达到了92.7%。

2018年8月5日，国产超算研制向着皇冠又迈进了一步：神威E级超算原型机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完成部署，并正式启用。可以预期，中国超算未来可以赢得很多世界第一，但这并不表示可以赢得未来。

长期以来，国内更关注升级技术、做好产品，很少去想如何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很多基础的概念都是别人提出来的，别人设立这个跑道，我们在上面跟着跑。我们很少找出问题和逻辑的源头，所以，哪怕中国超算的研发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但未能提出更多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也就不能真正掌握未来。因为，伟大的创新往往源于一个绝佳的问题。

（有删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全军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既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又是必然的。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从《资政新篇》和改良派“向西方学习”，要求实行近代化以来，一百年过去了。对几代人是如此漫长的苦难历程，在历史却不过是一瞬。然而，为了使曲折的瞬间尽可能缩短一些，则个人或偶然就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必然论所以不是宿命论，客观历史规律所以要与主动创造历史相统一，关键也在这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也应该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首要课题。偶然与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样。

偶然不仅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也就是说，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也应注意各种不同性质的偶然，它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对必然的影响和关系，这样历史才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创造的历史，而不是些呆板的公式和枯燥的规律，也才不是宿命论或自由意志论。但是，思想史和政治史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出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非必然性的许多东西，从人物的生平活动，直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本身无关宏旨的某些细节的探讨考证，等等，都可以摈除在描写论述之外。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中，则完全不是这样，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本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除掉其唯心主义，黑格尔这观点是正确和深刻的。

（选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