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开合桥

茅以升

开合桥就是可开可合的桥，合时桥上走车，开时桥下行船，一开一合，水陆两便，是一种很经济的桥梁结构。但在我国，这种桥造得很少，直到现在，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特产”。南运河上有金华桥，于牙河上有西河桥，海河上有全钢桥、全汤桥、解放桥。这些都是开合桥。为什么天津有这样多的开合桥呢？

对陆上交通说，过河有桥，当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河上要行船，有了桥，不但航道受限制，而且船有一定高度，如果桥的高度不变，水涨船高，就可能过不了桥。要保证船能过桥，就要在桥下预留一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虽在大水时期，仍然能让最高的船通行无阻。这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名为“净空”，要等于河上航行的船的可能最大高度。根据河流在洪水时期的水位，加上净空，就定出桥面高出两岸的高度。如果河水涨落差距特别大，如同天津的河流一样，那么，这桥面的高度就很惊人了。桥面一高，就要在桥面和地面之间造一座有坡度的“引桥”，引桥不仅增加了桥梁的造价，而且对两旁的房屋建筑非常不利。这在城市规划上成了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便是水陆文通之同的一个矛盾。为了陆上交通，就要有正桥过河，而正桥就妨碍了水上交通；为了水上交通，就要有两岸的引桥，而引桥又妨碍了陆上交通，因为上引桥的车辆有的是要绕道而行的，而引桥两旁的房屋也是不易相互往来的。在都市里，除非长度有限，影响不大的以外，引桥总是一种障碍物，应当设法消除。开合桥就是消除引桥的一种桥梁结构。天津开河桥多，就是这个原因。

开合桥的种类很多，一种是“平旋桥”，把两孔桥联在一起，在两孔之间的桥墩上，安装机器，使这两孔桥围绕这桥墩在水面上旋转九十度，与桥的原来位置垂直，让出两孔航道，上下无阻地好过船。一种“升降桥”，在一孔桥的两边桥墩上，各立塔架，安装机器，使这一孔桥能在塔架间升降，就像电梯一样，桥孔升高时，下面就可以过船了。一种是“吊旋桥”，把一孔桥分为两叶，每叶以桥墩支座为中心，用机器转动，使其临空一头，逐渐吊起，高离水面，这样两叶同时展开，就可让出中间通道，以便行船。一是“推移桥”把一孔桥用机器沿着水平面拖动，好像拉抽屉是一样，以使让出河道行船。

开合桥桥面不必高出地面，不用引桥，但开时不能走车，合时不能通船，水陆交通不可同时进行。特别是，桥在开合的过程中，既非全开，又非全合，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水陆都不能通行，这在运输繁忙的都市，如何能容许呢？因此，在桥梁史上，开合桥虽曾风行一时，但在近数十年来，就日益减少了。

那么，开合桥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呢？应当说，有几种改进的可能：一是将桥身减轻，改用新材料，使它容易开动；二是强化桥上的机器，提高效率，大大缩减开桥合桥的时间；三是利用电子仪器，使桥的开合自动化，以期达到每次开桥时间不超过3分钟，如同十字道口的错车时间一样。这些都不是幻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有删改）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

既然制造能力没问题，为什么消费者会觉得国产笔不好用？中国制笔行业为什么没有多少高端品牌呢？ 

《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显示，虽然一些好企业的产品质量可靠，但中国3000家制笔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45家，还有大量小作坊式企业。这些小企业以仿冒为主，从东家买笔到西家买墨水，有的甚至还在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设备，拉低了中国笔业的整体质量水平，影响了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认知。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小作坊靠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挑起低价竞争，破坏了市场秩序，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对电器等耐用品，消费者可能还会以质量为重，但对不到一元钱一支的笔，消费者对质量的敏感度远不及价格。假冒伪劣大行其道，正规企业的路就不好走了。解思鹏说，市场上除了假白雪，还有过白雷、白雾、飞雪，甚至还有黑雪，外观都和白雪笔一模一样，消费者很容易买到冒牌货。我们没少替这些企业背黑锅。由于在国内市场被仿冒困扰，昌隆文具只好靠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贴牌出口扩个大销量，出口比例高达75%。

低价竞争的直接危害，是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的动力和能力。陈湖雄说：‚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还不够健全，这就导致欠缺鼓励创新的环境。一个公司花了很大力气研发的产品，却可能被仿冒打死，导致企业的合理盈利水平无法保障，无法持续提高产品品质。这样的市场环境，造成制笔行业创新能力偏弱。 

低价竞争还使国产品牌被打上 ‚便宜货的烙印。目前国产笔以中低端为主。以圆珠笔为例，2014年全行业圆珠笔产量141亿支，中低端产品占了约80%。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国产品牌迈向高端举步维艰。‚同样的技术，同一群人，同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贴上国际知名品牌可以卖四五元一支，换成国产品牌，卖两元就少有人问津了。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的话，说明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以及特殊类高质量钢材仍需进口的问题，突出了中国制造业调整结构的必要性。D．综合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小小圆珠笔尖的研发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改革历程，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需要。【小题2】下列对材料的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生活美学得以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好生活”，另一个是“美生活”。生活美学就是要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并在人民大众中倡导生活美育。

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生活美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何谓“生活”？在汉语的语境里，“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的，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和享有食物，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何谓“美学”？美学这个词在西方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进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中国古典美学家们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地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从庄子的“美的哲思”到明清的小说批评，那种生活见识与审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渍了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实，数的规律之教也是包含美质的，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古典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乃是由于生活自身的传统从未中断。生活美学就是这未断裂传统中的精髓所在，或者说，就是这传统精髓之“感”之“觉”。找回中国自己的生活美学，恰恰是由于，我们要为中国生活立“心”——立“美之心”。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

失败的英雄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作一个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业绩,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自己被杀外,还搭上秦武阳、樊於期的性命,失去了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使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个刺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描写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描写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在描写荆轲时,笔墨饱含感情,整个刺秦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对荆轲如此偏重呢?因为荆轲比其他四个刺客高出一筹,而那又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刺客要谋刺的对手高出一筹。荆轲的分量之所以超过其他四个刺客的总和,是因为秦王的分量超过其他被谋刺的四个人的总和。况且,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

两千多年来,人们为荆轲失败扼腕叹息,纷纷分析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荆轲进咸阳宫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追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而匕首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给自己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倒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王”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达到。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刺秦成功。然而,假如荆轲真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就与《史记·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

荆轲的英名虽与成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易水,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但他敢于向最强者挑战;他去赴死,高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那个号称十二岁就杀过人的秦武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的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他能谈笑自如;当他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在孤独中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却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