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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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

（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

（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

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尽管唐代社会本身也有走下坡路的时候，有如杜甫所讲的“万方多难”的时代，但由于这种时代是紧接在盛世之后的，盛唐的精神文化影响仍然极为深刻，人们的胸襟气质还是跟其他时代不同，还有幻想，甚至觉得盛世还会再来。这时候，生活在人们的感受里即使是惨淡的，也还能够有力地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们为之激动、为之歌唱，而一般不致对它麻木不仁。因而，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和精神美显得更加元气淋漓。

唐代那样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而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人又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是在平常的、习见的生活中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但处在经济高涨中的唐人生活，在诗中一般地并不表现为平静、小康和满足。即使是日常的和平环境中的生活，在诗人的笔下，也往往显得浪漫而舒展，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人们觉得在自然身上发现了美，也就等于在自己生活中发现了美。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那些形态的美受到了破坏，美在生活中的比重，无疑是下降了。这时现实生活还有没有美，文学艺术还能不能反映出生活美呢？唐诗令人信服地回答了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关，而且可以用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表现出来，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以杜甫为首的一批诗人在缺少亮色乃至乱离苦难的生活面前，就是这样地作了反映。不过，他们这时所表现的生活美已不再是“美的生活”，而是生活中某些美的成分、素质或品格，通过作家的审美处理，所给予人的美的感受。安史之乱中，人们承受着牺牲，用血肉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尽管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杜甫等诗人怀着对人民崇敬的心情，从斗争中发掘了悲壮的美。

文艺作品需要有一种审美力量，常要有理想光彩的照耀。它不应只解剖生活和人性的异化，还应同时表现出一种回归力，这才是美的力量的更充分的表现。杜甫在《北征》中既痛心疾首地揭示了乾坤疮痍，又欣慰地写下了山中幽美的自然景象和与家人团聚的场面，也是表现了对于恢复人间正常生活的向往。从这些优秀作品里，我们有理由引出这样的信念：艺术应再现生活美和人的精神美，应有一种扬弃异化、指向健康生活的回归力。生活美和精神美的发现，只能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唐代那样一个社会，在封建时代固然得天独厚，使唐诗有可能获得丰富多彩的表现，但唐代诗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对我们也有启发。由于他们特别倾心于生活，热情地加以追逐，他们的生活内容也就丰富而充实。这有力地成全了唐诗，使之与书卷气几乎绝缘。唐人不是靠把学问演绎成诗，也不是以思考代替生活，他们亲自置身于生活浪潮之中。对于时代潮流的涨落、生活的冷暖，有着直接的切肤的感受，从而表现了对于实际生活的最热心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真正歌哭。

（选自《唐诗风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