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行布白

①“分行布白”是书法上的一个词语。词义说白了，就是欣赏书法作品，要连字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描红簿上的字，写得个个字正腔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作品，原因大抵就是，连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了，会发现没多大的美感，产生不了审美方面的感动。这空白的地方，确实了得。看看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还有***的诗词手迹，还真是可以打开眼界。这字的线条有多美，连着空白的地方看了，才会发现，就是总能把这白茫茫的一片，天才地裁开来，裁得和谐灵性。由此，怎么看都教人心旷神怡。这“分行布白”的道理，用来说画也一样。不论是简简单单的齐白石，还是密密匝匝的黄宾虹，还都脱不了和它的干系。齐白石好像好理解些，因为他是无以复减的，空白的地方留得明明白白，稍微注意，就可以感觉到出奇的美意来。黄宾虹呢，他是无以复加了。看起来画面上全画满了，好像没什么空白的地方了。其实墨分五色，五色互为空白，说没空白还不如说是丰丰满满的大空白。再说画得再满的画，也是留白的。就像围棋上的空，这云子要有活气，最后总要留出两只眼，这两只眼，就是空白的地方。连着空白的地方一起看，就是一盘活棋。如是画，至少还是一息尚存。“分行布白”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成立着。

②读金克木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也说到了“分行布白”这一书法上的词语，他是把它来解读文章的，他认为文字也是要在“分行布白”的意义上来读的，就像古人说的另一句话：“当于无字处求之。”他说“一本书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他还说，写作的人都有意无意不把话说尽。写得罗嗦，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者难说出。写得简单的，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他说他是连字和空白一起读的，仿佛字里行间藏了许多话，这的确是前辈的真知灼见。

③ 。宋人有句“小舟撑出柳荫来”。有评家说，这句可以和唐人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媲美。其实这两句诗正可以见证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分出这两者水准的高下。唐人那句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可能性，而宋人这句几乎没有；唐人那句读来感觉很真实，又不自觉浮想联翩，它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让历来读它的人，各自读着它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而宋人这句就产生不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说宋诗“味同嚼蜡”，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金克木借“分行布白”这个词语来说文字，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和本义，这对作者，还有读者，都是很要紧的提示。就作者而言，文字不是为宣布真理才存在的，文字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事，文字是用来和人探讨问题，或者是可能给人带来启发的。其实就是老子、庄子，甚至文字看上去明确得多的孔子，他们的被认定是阐述了不朽思想的文字，又讲清了些什么呢？如果讲清了，为什么两千年来所有的注解都不相同呢？注解庄子的大学者刘文典，抗战时躲避空袭，他可以拼命跑，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能死。没他，庄子就没人能懂了。他觉得沈从文没必要跑，因为沈从文可有可无。多么知人知己的刘文典！可叹无意间，他也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即：讲不清。然而老子庄子孔子他们确实提出了许多美好的意见和想法，让历来的人们，从中得到毕生受益的东西。

⑤再就读者而言，阅读文字只是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人的所有的欢喜和哀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人的敬畏甚至崇拜，说到底只是对自己的敬畏和崇拜。只是因为在别人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东西，才对那个人产生了敬畏甚至崇拜。阅读文字也是这样。只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认可和感动的东西，才会赞赏甚至痴迷这样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空白的地方藏了不少的话，读它各自找到自己感觉到的天下和心中的纷繁。这恐怕就是文字的本义。就像于丹可以说孔子，她说的孔子只是她认可的孔子，她也敬畏和崇拜孔子。孔子有些想法，她觉得和她想的一个样。

以生态文明引领国家公园建设

温源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顺应国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潮流、承担自然生态保护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规范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需要。

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保护机制。国家公园的最初称谓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被保护”的。然而,自然保护与人类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需要舒适,商人渴望利用公园、开发自然获得收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天然性、原始性、珍稀性是森林公园最为宝贵的财富,容不得后天的破坏与践踏。

国内的一些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力度不够,导致资源品位和质量下降;更有一些风景名胜区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自然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当开发利用可能会损害保护功能的发挥时,要从属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皮毛和牙齿等,它们活着,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最具价值的事。人类能做的,除了保护还是保护。

其次,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凸显公益性的理念。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投资,部分设施的运营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企业来运作。但相关部门也必须以保护资源的完整性为原则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国家公园公益性的体现也离不开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没有相关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没有具体法律来规范游客行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公园中承载着大量人文信息,反映着区域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准则,寻找一种兼顾保护自然与开发当地社区的建设模式。一方面,要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进行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原有居民在不破坏周边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相应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事实上,只有首先在当地人中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影响外来游客,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代表着国家形象,是公众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国家公园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我们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尊重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试点先行,不断探索经营发展的模式、相关立法和标准等,最终建立一套对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体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除社会、学校外，在家庭中主要是由父亲规训来完成的。这一特殊的传承方式，使得父亲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权利。父亲不仅拥有处置财产的权利，而且具有规训儿女人生道路的权利，尤其是依据“三从四德”等儒家规范，迫使儿女接受和皈依这套规范体系的权利。

父亲所承载的权利是对纲常名教的皈依和担当，其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父亲作为纲常名教特别凸显的权利类型，是确保文化得以完成代际传承的重要保障。不管任何情况，作为父亲的“老子”的思想都先验地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对“子”的训化正是把他所认同的外在理性规范灌注到“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子”的外在行为的指导思想。

“父”对“子”的文化规训，实际上也是父权发挥其社会效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父权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循循善诱，让纲常名教的理性规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子”在耳濡目染中，把外在的理性规范自觉不自觉地植根于自我的思想与情感中；其二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把外在的规范强行地镶嵌到“子”的思想和情感中。正是通过“父”对“子”的不断训化，文化完成了代际传递。所以，儿子一旦做了父亲，便会用自己所传承过来的“规矩”来约束规范下一代。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如果诱导方式无法承载起规训的使命，那么，强制性的训诫方式便成为最重要的选项，甚至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绝大多数是伴随着训诫等强制性方式得以完成的。

“父”所恪守的文化作为文化传承的结果，往往会转化为他的一种“从来如此”的文化信念，这不仅使他失却了对自我所信奉的文化理念的质疑能力，而且失却了挣脱既有文化理念的羁绊而构建新文化的能力；而“子”则不然，其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更容易接纳并信奉那些在父辈看来难以理喻的文化理念。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如果“父”对“子”的规训这一链条没有外力干扰的话，如此的传承方式将会周而复始地循环着。但是，随着父亲的死亡使得既有的文化传承链条中断了，而“慈母”又难以取代“严父”承载起“父权”的使命，况且，在人们所恪守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经典戒律中，承载父权的不是母亲，而是长子。按照“三从”规范要求，长子在家庭中的权利获得了凸显，这为“子”挣脱父亲的羁绊、超越“父”的人生疆域的限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的进步以及父权的衰弱，使得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传承的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些缺少父权“规训”的孩子，便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权利松弛地带，这为他们走出既有父权设定的人生疆域，相对自主地选择自我人生的展开形式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摘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