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２００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摘编自《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201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附：

材料二：

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与使用海归，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有明显区别，者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调查显示，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

被调查者在分析自身回国就业劣势时，半数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以及“回国时间晚，错过校招季”。还有三成被调查者认为“岗位海投效率低”和“缺乏完善职业规划”是自身的回国就业劣势。

（摘编自《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光明网评论员：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现代文阅读答案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阅读答案。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为霞满天的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摘编自《杨振宁入籍入院，显中国引力效应》，2017年2月22日 网）

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正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七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城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

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日本经济新闻》称，福建宁德时代在2017年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销量从2016年的6.8吉瓦时增加到11.8吉瓦时。比亚迪亦不甘落后，到2020年其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将扩大到60吉瓦时，这一数字相当于2017年中国总产能的一半。报道援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半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半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C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二:国内动力锂电企业产能规划明细（GWh）

注:GWh为电功单位。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

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但金属为阴极、石显/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鋰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但离子技术可能会被理空气、但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鋰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埋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钢，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