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背上的“状元”

丁宁

解放以前，当代的名作家中，怕很少有人像赵树理那样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和传说。

我在没有见过他以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黑黑的脸，头戴瓜皮破毡帽，身穿土布老棉袄，腰间还捆着一条一尺宽的布带子，每逢开会，必定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伸进胳肢窝逮虱子。如今的人，一听说虱子就害怕，可在战争年代，哪个人身上没有？那时，大家幽默地把虱子叫“革命虫”，意思是，要革命就免不了要生虱子。至于赵树理，成天价和贫下中农泡在一起，而以前的农民，生活苦，条件差，哪有不生虱子的，所以传说老赵身上的“革命虫”就格外多。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赵树理生下满一百天时，爹妈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向人借了块雪白的“大头洋”，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触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驴的鞭子。他爹见此情景，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长大，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了。果不其然，赵树理自小就和小驴子交上了朋友，识得几个庄户字，少年时，就坐在驴背上编唱本。

五十年代初期，在作家协会，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闻名遐迩。令人奇怪，我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模样儿差不多，只不过脸不算太黑，可也不白，穿的是普通干部服，干干净净，显然藏不住虱子。旱烟袋，换上了烟斗，吸着自己烤制的烟丝儿，香喷喷，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是那双饱鼓鼓的眼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悲天悯人，深藏着智慧。

有一天，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儿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烤烟，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老汉说：“看你这老哥，也像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老汉高兴地给儿子介绍：“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儿子和在场的人都一齐大笑，把老汉笑得一愣一愣。赵树理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腔，带着嗡嗡的余韵。听时必须聚精会神，他词汇丰富，语言幽默，一开口，必定引出别人的笑声。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那个“驴背上的状元”的传说，他自己竟从未听说过，但也很赞赏这个故事，他说，虽然是胡编的，可是编的人有点才，因为抓住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自小到大，确实赶过小毛驴，也确实和小毛驴交过要好的朋友。

春日融融，他赶着小驴到山地里送粪，回来时，在崎岖的小路上，扯着驴子的尾巴，稍稍打个盹儿，然后高声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背《百家姓》《千家诗》。他最感兴味的是上党梆子，常常手拿唱本，一会大嗓，一会小嗓，哦哦呀呀地高声唱。

秋天到了，又赶上好年成，他和小毛驴穿行在散发着谷香的金色小路上，这时，他哼着动人的民间小曲，小驴在前面走着，四只蹄子踏出轻快的节奏，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根削制得滑溜溜的短棍，当作锣鼓槌儿，在小驴屁股上那块三角形的护皮上，欢快地敲击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敲到得意的时候，小驴子也兴奋得腾起后蹄跳跃起来。凡打击乐器，赵树理件件精通，这一整套本事，都是在小驴的屁股上练就的。

记不得哪一年，他被邀到一个区的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作辅导写作的讲座，去时，人还没到齐，他发现室内摆着一套锣鼓，便情不自禁敲打起来，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也在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地颤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中。却不知，会议室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是二三十个人听讲，一下子变成几百个。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三弦，那“工尺”符号的古乐谱，也很精通。这大约不会都是在驴屁股上练出来的，但可以想见，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据说，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家乡凡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吹打乐器的首席演奏者。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 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 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 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