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桶挑战”：当心公益背后的网络媚俗

杨程

①一场名为“ALS冰桶挑战赛”的活动曾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活动规则极为简单，挑战者要么在24小时内向美国ALS(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公益协会捐出100美元，要么往自己头上浇一桶冰水，并录下视频上传至网络，同时向自己的三个朋友发起挑战。

②关于“冰桶挑战”的起源，一个广为认可的说法是，美国一位身患ALS的波士顿大学棒球手弗雷特及其朋友们发起了这项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筹款，并让世人对这种被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据悉，目前针对ALS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患者存活期一般是2至5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就是ALS病的患者。

③借助于社交网络的力量，“冰桶挑战”迅速传播。美国《大西洋月刊》15日称，Facebook上参与这个话题的网友已达1500万人次。参与者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金刚狼”休·杰克曼、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等。名人效应带来连锁反应。短短两周内，ALS协会已经收到近400万美元的捐款，是2013年同期的4倍。不过“认怂”的名人也有。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被点名后，并没有选择湿身，而是选择用捐款来支持该活动。很快，这桶冰水已浇至中国。在新浪微博上，“冰桶挑战”是排名第一的热门话题，短短几天，阅读量已达数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优酷土豆CEO古永锵、奇虎董事长周鸿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等都完成了各自的挑战。可以想象的是，国内掀起的“冰桶”热，动静也不会小。

④然而，在“冰桶”热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一部分网友不屑于一些名人在传播公益的同时夹带“私货”，批评该活动是炒作多于公益；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笔者以为，单从宣传角度来看，该活动确实达到了目的，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病症，唤起世人的同情心。从这点上说，该活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自我营销。“冰桶挑战”有别于传统的公益项目，它借助于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能力，给公益植入了互联网基因，使得未来其他公益活动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另一方面，尽管活动参与者的初衷或许不错，不过指名道姓击鼓传花式的传播方式，虽说造成了很大影响，实际上却是一场“刻奇主义”的胜利。

⑤“刻奇(Kitsch)”一词于德语，原意为“媚俗”或者“自媚”。因昆德拉的作品而广为人知。后来，“刻奇”被用于形容一种网络现象，可以理解为“虚假的崇高”“灵魂的虚肿症”。“刻奇”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某个东西被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便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场情感洪流，就会被定义为居心不良。我们在网上常见的诸如“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必须懂的10条做人道理”等这些提法，都是“刻奇”的表现。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人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图表一：你不让座的理由

图表二：你通常会给哪些人让座

图表三：如果发现真有人需要座位，对于不让座的人，你怎么看？

材料三：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常常越俎代庖，“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做”。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四：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行、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编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

红头绳儿

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庙改成小学，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上，尝震颤的滋味。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到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险碰到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会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可是，他从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的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卢沟桥打起来了。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条线路出发，挨家散布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拼到底，救中国！》。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校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种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校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

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校长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

“扑通”一声，有人跳进来。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当面交给她不可。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

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怏怏地朝学校走去。远远地看到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撞击。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入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校长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

我悄悄向她身边走去，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那口大钟剧烈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飞机！”“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子一样蹿进槐林，隐没了。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颤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我出了防空坑，看到钟架被炸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好多力气。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

多年以后，我又跟校长见了面。我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校长哀伤地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怎么会？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校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我只有不停地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地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的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被扣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着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