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①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②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③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④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生命中的土地

黄安祥

①提及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已在民族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像竟是那么的遥远。

 ②贬居黄州的次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岗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质朴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

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进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是当中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像那双拿惯了纸笔的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④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也是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东坡》一诗中：“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⑤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之于豁达放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禁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诽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无限地延展开了。此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⑥ 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⑦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选自珠海市《从悦读开始改变》第100辑）

《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罅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縹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