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已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布莱希特①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⑥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⑦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日报》）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