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增加了史书中“寓褒贬，别善恶”的内涵，文字虽短，少者只有几个字，但却使史书由史事、史文，又增添了史义。孟子评说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样，就形成了史学的三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所谓史义，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寓褒贬于行文之中的“春秋笔法”。孟子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在《史记》中，秉春秋笔法，又敢于直言评说。他不但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对当代的帝王评议其所短。如在《留侯世家》中，写了“沛公（即刘邦）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居留之”的贪财好色的恶习；借商山四皓之口批评刘邦“轻士善骂”的不良作风。再如在《萧相国世家》中，记述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在《淮阴候列传》中，用韩信之口喊出“狡兔死，走狗烹”，控诉了刘氏对功臣的残害。在《孝景本纪》中，在指出“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的同时，又指责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并反衬出景帝无能等问题。在《孝武本纪》中，说他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并通过《封禅书》暗示对汉武帝迷信的讽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会招致灭顶之灾、杀身之祸的。他为了忠于事实，敢讲别人之不敢说，敢做别人之不敢为，表现出一位史学家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

（材料见黄济《国学十讲》）

所谓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底层多种技术的集合体，包括P2P通信协议、分布式存储数据库技术、加密算法、共识算法等，通过这些技术的整合创造了一种按时间序列、按区块记录数据的模式。构建起所有数据在所有节点备份的数据库结构，达到去中心化、点对点传输、透明、可追踪、不可篡改、数据安全及信用的自我建立的功能。

区块链技术被誉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成果之一，是“最有潜力触发第五轮颠覆性革命浪潮的核心技术”。区块链从衍生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区块链技术由于巨大的应用潜能，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

自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专题学习以来，区块链便在政策与市场层面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区块链白皮书（2019年）》显示，截至2019年5月，已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贵州、山东等全国超过30个省市地区发布政策指导文件，开展区块链产业链布局。

（摘编自《光明时评》，《建设网络强国，抢占区块链发展制高点》）

从技术上来说，区块链不但能记账，也能记录人和物的信息，并通过共同对信息进行验证，固化下来，而变得可信。因此，只要是牵涉到多方参与的，有着复杂的账目来往和数据共享要求的场景，都可以考虑使用区块链。

随着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逐步成熟，区块链的应用已从金融领域延伸到实体领域。业内人士表示，区块链技术未来在我国政务、金融、民生等相关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政务数据的分布式共享，让人的身份证明“一处验证，处处可用”；区块链司法应用降低了大众或小微企业的仲裁成本和提升仲裁效率；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区块链将自己的信用传导到小微企业，进而部分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区块链溯源应用让老百姓吃上了更放心的食物……

中国移动、电信、联通31日正式发布各自的5G套餐，区块链和5G二者相辅相成，一定能产生更多火花。

（摘编自《人民网》《区块链离普通大众有多远》）

区块链技术火热的背后，借区块链之名的招摇撞骗大有抬头之势。有关专家指出，涉及区块链领域的监管要与时俱进。

应当适当简化概念，以通俗语言普及相关知识。技术进步应该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现在区块链的概念比较复杂，这既不利于区块链知识普及，也不利于区块链产业化发展。如果相关知识不普及，骗子就可能利用区块链概念大做文章，普通公众也很难防范。

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合治理机制。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8年8月，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应针对这类诈骗行为的特点进行综合治理，以保护投资者权益。

在制度层面进行规范。“链”上的数据不容易被篡改，但是“链上”“链下”却不一定完全能对应，商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本身很容易被复制，即使使用了区块链技术，但以二维码为载体，则也并不能尽然保证是正品。“区块链并不必然消灭造假，也无法替代严格的监管。但随着区块链的推广应用，能够不断提高造假成本。”

技术先进性也应愈加成熟。区块链上的信息是加密过的，用户授权后相关方才能破解数字背后真正的含义。但仍有可能存在漏洞，技术风险不能忽视。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借“区块链”之名诈骗该如何治理》）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