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江苏省的南京、无锡等，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等，共26市。它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明，长三角城市群要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6月24日，2019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安徽芜湖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2018-2019年度工作报告》等若干文件，启动了一批科创和产业合作平台，并聚焦质量标准、产融结合等六大高新地建设，签署了86项区域一体化合作项目，总投资达2192.19亿元。

今年5月13日审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合作，持续有序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这标志着G60科创走廊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6月1日以来，G60科创走廊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九城市集聚龙头企业845家，产值2.6万亿元。同时，九城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交互投资2280亿元，促进科创要素高效对接。此外，在政务服务领域，九城市率先推进30个事项“一网通办”，被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为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试点区域。

（摘编自韩俊杰、汪瑞华《长三角G60联席会议在安徽芜湖召开》，新华网2019年06月24日）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年05月24日）

材料四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中的先发地区会形成强有力的“虹吸效应”，以更高的收益让后发地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流动汇集到中心城市。这就导致后发地区无法同步获得城市化红利，出现“被虹吸”的现象。要破解“被虹吸”难题，在一体化进程中获益，就需要了解自身的独特优势，确立发展的科学定位。安徽在自然资源优势、生态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优势方面在长三角区域相对突出，这些优势需要与苏浙沪的金融资源优势、研发优势、国际贸易优势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升安徽的竞争优势。

突破行政壁垒的限制，才能够真正实现一体化的收益。正是因为许多地方行政壁垒的长期存在，才导致了长三角很多地区之间“最后一公里”无法连通，极大地限制了资源流动与市场发育，从而阻碍了长三角产业分工和市场互补。造成行政壁垒的原因主要是对地区利益的保护。地区利益通常会聚焦于如何分配既有“蛋糕”，而不去“做大蛋糕”。安徽不能被动地等待中心城市来“领跑”，要积极探索主动出击如何通过一体化创新“把蛋糕做大”，从而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全面彻底地消除行政壁垒的阻碍。

在规划先行的基础上，还需要解决具体合作地点的利益共享问题。最近热议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创新对策。不过区域主要集中在苏浙沪“两省一市”交界地区。安徽虽然不能采取强强联合式的发展示范区，但可以采取借势互补式的“产业合作示范区”。推动安徽与江苏、浙江临界的一些城镇先行获取先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优势资源，从而在快速发展中实现利益增进。

（摘编自王先柱《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主动破局》，《安徽日报》2019年04月16日）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

因为白骆驼知道

刘继荣

我到鸣沙山时，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游人渐散，阳光渐淡，只余静默的山与山的影子。

牵骆驼的是个清瘦的男孩：月  衬衫，脸黝黑，眼神羞涩，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像一株青叶青穗的高粱。

看看我的票，他眼睛里笑意一闪，指给我看那匹伏着的白骆驼。第一眼，我便爱上了这秀气的小家伙。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大眼睛，如贪玩的小仙子，目光里有隐隐的淘气。

一时间，我竟不舍得骑到它背上。忽然，后面的小女孩扑过来，欢天喜地地抱住了白骆驼的脖子，再也不肯松手。女孩的妈妈，还有牵骆驼的男孩，都笑了。我也笑，谁忍心同玲兰这样皎洁的孩子争呢？

于是，我换乘了女孩的黄骆驼。它高大健壮，温驯安静，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我几乎不用握鞍上的扶手。坐在它背上，听着清脆的驼铃，心如静沙般稳妥。难怪男孩会让它做领队呢。

而那匹小白骆驼，驮着神气的玲兰公主，紧紧跟在我身后。它果然活泼，一会儿也不肯安分下来。再加上小姑娘手舞足蹈地喊着“驾！驾！”它越发心急，动不动就想越过我。

好几次，它将嘴伸到了我的脚边，好奇地嗅啊嗅的。我的登山鞋套是绿色的，莫非小家伙饿了，错认为那是一蓬可口的嫩草？

玲兰公主心花怒放，笑得前仰后合。她脆生生叫道：“骆驼哥哥，为什么不让小白当排头呢？”男孩脸红了，紧张地嘱咐她坐好。他认真地解释道：“小白第一天上路，路不熟，又淘气……·”玲兰公主抗议了，说：“小白最聪明，可以当排头，你看，你再说它就要生气了！”

前方有人大叫：“嘿嘿，看过来，看过来！摆个最酷的姿势，照相啦！”

我笑了，冲着拿相机的人扭头，扮鬼脸，两臂做飞天状。牵骆驼的男孩急了，高声叫大家不要把两只手都松开。

忽然，骆驼的身子猛地倾斜了一下。我赶紧抓牢扶手，却听得后面传来惊叫。一回头，玲兰公主连人带骆驼摔倒在沙梁上。男孩立即冲上去，扶起小女孩和骆驼。

女孩妈妈挥舞着手臂尖声叫着，男孩抱着哭泣的小玲兰，惊慌得不知所措。忽然，那个照相的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家小姑娘又摇又晃，把骆驼弄  了！”妈妈疑惑地看着女儿，小女孩满脸是泪，抽咽着点头。

那照相的越发理直气壮：“看看！你家姑娘自己都承认了，不能赖骆驼！”女孩的妈妈忙着给老公打电话，男孩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抱过去，让她们母女合乘一匹。小白骆驼不再撒欢，低着头，一步一步，怯生生地跟在最后边。

驼队刚到月牙泉，一个面色铁青的中年男人冲过来，对男孩叫道：“我女儿究竟是怎么摔倒的？”那照相的赶紧跑过来，比画着解释事情的原委，小女孩也承认是自己的错。父亲见女儿无碍，脸色慢慢好转。

那清瘦男孩静默半晌，突然开口：“是小白调皮，不妤好走，陷到旁边的沙窝里了。”父亲的脸倏地一变，逼视着那个照相的。

照相的怒道：“你走在前面，难道脚后跟长了眼？”男孩争辩道：“我刚好回头，我一直担心小白会出事。”

照相的忽然发怒，抄起沙窝里的一根棍子，疯了似的去打白骆驼。白骆驼静静地垂着头动不动，仿佛知道自己犯了错。小女孩惊叫，男孩扑过来，挡在骆驼前面，硬生生地挨了一棍。

这时，景点负责人来了，要大家一起去办公室商谈。我站在山顶，俯视着清澈的月牙泉，心里一直牵挂着那男孩，还有那匹惹人怜爱的小白骆驼。

下山时已是黄昏，凉风拂面，炊烟袅袅。我忽然看见男孩牵着小白，走在空旷的沙滩上。我问他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他说陪小女孩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受伤，他们一家回宾馆了。

只是，他以后不能来这里牵骆驼了。还有，小白也不能来了。

我又问：“那个照相的怎么那么凶？”他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那是我哥，他一直在替我攒学费，最怕我和小白被景点辞掉。本想等小白长大一些再带它来的，可哥心急，说我明年就要上大学了，等钱用。”

他爱怜地抚摸着白骆驼，像抚摸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小白细长的腿，轻轻战栗着，长长的睫毛垂下来，眼睛如清澈的月牙泉。

我忍不住问：“既然那女孩都认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说是小白的错？”

风越发凉了，沙粒私语。男孩忽然改用本地方言，轻声说：“小白从出生起就跟着我，它虽不会说话，可心里什么都清楚。如果我说谎，它会难过的。”

城市的霓虹灯已开始闪烁，那一人一驼，拖着长长的影子，踏着沙，慢慢向炊烟升起的月牙村走去。

我相信，那匹白骆驼一定听懂了男孩的话。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一断言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症候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

首先，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这一代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这“猝然发生”的变化，来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这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面对自然人，舆论的力量大打折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处在“匿名”状态，自我约束意识就会削弱。

其次，技术性孤立也是“问题老人”出现的重要原因。

人的孤独存在，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过去，客观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从情感出发，孤独存在就是一种病态。而今天，强大的技术让它不再是一种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这个强大的技术，是智能手机终端及其后面的整个支持性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而近些年来，老人也被传染，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种技术导致的自我孤立，但技术让孤立本身变成了一件深具乐趣的事情。结果是，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会变得自私，变得对自身越来越爱惜，但对他者的戒备和敌意却在不断升级。没有责任感的自爱，作用于他人便是敌意。

这是个社会大背景的问题，在整体层面上往往无计可施。对“问题老人”，空谈社会教育或重复道德教条都没有意义，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自我救赎和家庭成员的协助矫正。我们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用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些老人“浪子回头”——没错，这个说法非常尴尬。

（摘编自《问题老人与时代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