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张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材料一：

2016年8月，“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2017年9月29日，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和合肥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通过北京接入点实现与“墨子号”的连接，是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这条干线可满足上万用户的密钥分发业务需求，已实现北京、上海、济南、合肥、乌鲁木齐南山地面站和奥地利科学院6个点之间的洲际量子通信视频会议。

安徽大学校长、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委员说，随着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的开通，以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圆满完成三大科学实验任务，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2019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委员表示，目前，我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较强的实力，甚至在部分方向上，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有些相关领域的优势也受到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冲击。“当前，量子信息科学已经进入到深化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各项关键技术的攻关，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性布局。”潘建伟委员建议，尽快实质性启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12日）

材料二：

这些年来，针对量子通信的质疑几乎从未中断过，甚至有人认为量子通信就是“伪科学”。对此，潘建伟回应，量子力学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很大不同，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量子通信的先进理论都未必能很好地理解，所以公众才会对量子通信的科学性产生怀疑，担心这项技术不成熟。潘建伟进一步解释说，创新成果从产生到广泛应用，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公众接触到一个全新领域的东西，最开始的反应通常是：不靠谱。比如最早的照相机，大家觉得魂魄被吸到相机里面去了，都不太敢用。所以早期的量子通信，有人认为是伪科学，当它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又觉得这个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有疑虑。“现在我们确实有很多创新性的成果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我们应该有自信。”不过，潘建伟也表示，目前，量子通信正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大量的科普工作。“当量子通信被广泛应用后，大家觉得没什么稀奇了，创新过程也就完成了。”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2010年，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组实现了4个量子接口之间的纠缠，代表此前的国际纪录。此次，清华大学段路明团队首次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把世界纪录提高了约6倍。25个接口意味着，接口更多了，能把大家有效地连接起来，就像是在互联网里，用户更多了，能把更多不同的内容都包容进去了，量子互联网构建的“万里长征”又往前走了一步。

那科学家想要实现的量子纠缠是什么呢?量子世界有两个重要特性：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通俗理解常常被比喻为“远程心灵感应”，爱因斯坦也称其为“鬼魅般超距作用”。也就是说，两个量子纠缠，量子A状态改变可以对量子B产生影响，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有这样属性的量子纠缠，是信息传递、信息保密的最重要的基本资源，是实现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的基石。但有效的量子纠缠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效的量子信息传播需要高纯度的纠缠状态。“我们需要的纠缠是很纯净可控的纠缠，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心心相印。”段路明说。

（摘编自《新京报》，201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