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凉州

①离开兰州，我乘上汽车，直奔武威——古称凉州的边塞名城。时值阳春四月，我离开故城济南时已是春色酽酽、绿意沸腾了，而这里却是一派边塞景象：左边是霸气粗豪的祁连山，白雪冠顶，渗透出一缕缕凛凛寒气；右边是雄浑苍莽的龙首山，呈现出一抹冷漠的灰黄。看不见山泉流水，听不见莺歌燕语，稀稀落落的村庄里偶尔传来一两声鸡鸣犬吠，传递出一缕生命的气息。天地间一片旷达的静寂，一片枯涩的静寂。

②汽车穿行在河西走廊，历史的密码从时间隧道里蹦跳出来，扑落在大脑的屏幕上……

③两千多年前，张骞途经古凉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古凉州地带便成为中原通往西域及中亚、西亚的重要通道。在这条历史通道上，作为丝路重镇的武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美好梦想的时空流转，而历史变迁中沉淀孕育的凉州文化，成为丝路文化融汇的结晶和典范。

④秦汉之际，匈奴在中国北方崛起，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数十年间没有力量与匈奴抗衡，只好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边境危急。到了汉武帝时，这位有囊括四海之志的一代君王，决心要开疆拓土，疏通丝绸之路，连续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出击河西走廊。骠骑将军霍去病首战告捷，一举击垮了匈奴休屠王，占领河西走廊东端。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此战场被命名为武威。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开设郡县，武威郡即凉州刺史的治所，这样，武威便有了凉州的别称。

⑤到了唐朝初年，河西走廊先后被匈奴人的后裔突厥和吐蕃、吐谷浑割据。唐王朝建立后一百多年中，与西北少数民族发生了多次战争，大都是以凉州为根据地进行的。整整一个唐朝，在丝绸之路上进行了上百次的大战役，前后三百年，前仆后继，为开拓这条人类文化的运河、中西友谊之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⑥在唐朝国力极度强盛时，西域诸国与大唐的关系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水乳交融的阶段，凉州作为河西走廊的桥头堡，自然也达到了繁华鼎盛时期。那时，凉州的知名度极高，仅次于都城长安。凉州词、凉州乐、凉州伎舞，风靡全国。温子升描述当时凉州的繁华景象：“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由此可见盛唐时期这西北边塞重镇一幅歌吹喧天、文化葱茏的画面。

⑦我知道，凡是文化名城，街巷里总是要飘曳着文化人的衣袂。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李益……多少诗人钟情凉州，用生命和卓越才华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流韵千古的凉州词，让凉州这座边塞小城在唐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⑧在凉州活动时间最长的是高适和岑参。高适二十岁时在长安求仕不遇，经人举荐混了个县尉，是官吏中最低的一级。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毅然辞职，投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做掌书记，驻守凉州。凉州虽然没有江南的杏花春雨、烟柳画舫，但这里边风浩浩，大漠茫茫，山岭峻拔，戈壁旷大，他在这里度过一段充满审美体验的浪漫人生。无独有偶，岑参也是二十岁时到长安求仕不遇，“诗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 满腹诗书，经天纬地，在京都却不能施展，只好另辟蹊径，投笔从戎，仗剑出塞。“风萧萧兮夜漫漫，琵琶一曲肠堪断”，“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首《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写出了凉州的繁华，胡人云集，琵琶声喧。书剑飘零的诗人，在前线与老友相会，热酒冷梦，吟诵如潮。这不是江南才子的浅斟低吟，而是军旅诗人的狂饮浪醉。也只有边塞重邑凉州，那边月凄清、风沙萧萧、战马嘶鸣的大景象，大氛围，才能酿就这一腔豪迈悲壮的诗情！

⑨我在武威的街巷里寻寻觅觅。青砖斑驳的鸠摩罗什^（1）古塔，古色古香的城门钟楼，出土铜奔马的擂台，气宇轩昂古树千章的孔庙，还有稀世珍宝的西夏碑^（2）……边塞古城仍保留着一角静谧和肃穆，展示着这片土地的厚重。漫步街头，触目所及，更多的是高楼、绿树、宽街、阔路，一爿爿商店、酒肆、咖啡馆、网吧、舞厅，人影飘动，熙熙攘攘。流行歌曲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却不闻胡人的琵琶羌笛；舞厅里传来舞曲强烈刺人的节奏，却不见凉州乐伎婀娜优雅的舞姿，没有凉州曲的悲怨苍凉，没有凉州词的雄沉宏阔，更没有“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的场景。一切远去了。

⑩造物主早把一段盛世的历史撕下来深深地埋葬在时间的泥土里，它还能萌发出新的故事、新的传奇吗？

⑾我走向郊野。高邈深邃的夜空，满天晶莹闪烁的星斗，裹着寂寞裹着孤独的祁连山，依然呈现出狂飙卷澜般的雄姿，庄严、沉郁，每一座山峰都高贵地矗立着，平静而肃穆，从容而大度。望着远处隐隐的长城、烽燧、垛堞，还有身后的边城，我肃然起敬。感谢武威，感谢古凉州，我应该脱帽叩首。是凉州这个伟大的支撑点，支撑着汉唐历史的一页苍穹，支撑起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时代。凉州，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有谁能像你一样既有镞矢如雨、战马长啸的战争画卷，又有汹涌的诗情、滂沛的乐章以及那充塞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的浪漫主义情怀呢！

（取材于郭保林同名散文）

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一位震惊法国的中国人

沈大力

“几年前，一个穿民族传统长袍的中国人在大歌剧院广场穿行，他就是陈季同将军。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口吐不堪入耳之辞，对他恶语相加，但一听对方反唇相讥，不禁惊呆了。那个‘天之子’竟然用最纯正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啈!苟狸侬!’此事件轰动一时。”

这段寻常逸闻当时之所以在法京引起轩然大波，传遍大街小巷，是因为陈季同脱口而出“苟狸侬”一语，凛斥歧视黄种人的法国车夫。“苟狸侬”一词本是19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此人因与两位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后被判处死刑，恶名流传后世，变为人们对车夫的蔑称。一个中国人竟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可见其对法语掌握程度之深，怎能不令自视甚高的“巴黎佬”们惊讶。再者，拿破仑三世麾下的骁将库赞·蒙托邦曾于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在中国的八里桥击败满清军队，被授予“八里桥伯爵”头衔，让法国殖民主义者趾高气扬。法国人根本不把“东亚病夫”放在眼里，动辄信口雌黄，称中国人“愚蠢”，种族主义气焰嚣张。今有一个中国人在他们的京城闹市一身豪气地应对傲慢的西方白种人，怎能不让颐指气使者瞠目结舌，视为异常。

陈季同事件也震动了法国的有识之士。《吾皆知》杂志承认自己还有所不知，顿悟世态突变，在报道此新闻时为其《天之子降临大地》一文配了一幅插画，绘出一个中国人从地图上面崛起，吓得西方一群红男绿女狼狈逃窜。这幅画下面印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们长久以来以为永不会苏醒的沉睡者突然醒来，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欲一下甩掉趴在他身上、靠他的财富过活的寄生虫。”

陈季同在巴黎的这一表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尊严，尔后的西方来华者莫不“交口称季同”。这位满清政府的驻法国外交官虽受制于清廷重臣李鸿章，但毫无其上司对西洋人或东洋人的软弱，而是不失肃祗，独立不可侵犯。陈季同时任中国代理驻法公使，兼任驻比利时、奥地利、荷兰、丹麦四国参赞，履行公务跟西方外交界接触，出入欧洲大都市上流社会。他总身穿华服，风度儒雅，引众人肃然起敬。然而，最令他遗憾的是洋人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觉得他们管中窥豹，形容说：“碰上一个矮子，就写道：‘在这个国家只见到矮子，就像到了格列佛笔下的矮人国’。”为此，陈季同跟一位法国文士蒙第翁合作，撰写了《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这些作品在欧美传播开来。陈季同以强烈的民族尊严感，亦不乏幽默地描绘中国社会风俗，表现中国人的内心，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将之与西方文化进行一番比较。陈季同遵循“尊而不侵”的原则，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信守“知己知彼”的原则，于戊戌年间向《孽海花》作者、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表示：“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

陈季同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活动中竭力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他在巴黎生活长达16年，娶法国女子为妻，但始终没有“全盘西化”，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一个中国儒士的风骨和气节。据传，一个英国女子对他爱慕至极，到了要找其法国妻子决斗的程度。然而，清政府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嫉妒陈季同的才华及其在欧洲所获美誉，借其在法国和英国因办理北洋债务欠巨额款项一事，上书李鸿章，将其革职返乡，陈季同一贫如洗，于1907年含愤辞世。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