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把动态的立体世界转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人事行为序列，这就有一个讲述角度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拍摄的角度。在小说作品中，也存在叙述者讲述与观察事物的角度。叙事学界往往将这种角度笼统地称为叙述视角。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这方面的创新性实戏以及叙事学、文体学等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叙事视角引起了人们极为广泛的兴趣。在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中，应该把叙述者讲述与观察事物的角度进行有效的区分，因为在小说叙事文本中，叙述者观察故事与讲述故事并不是一回事。

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时叙事视角的论述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叙事眼光与声音的区分，直到1972年，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一文中才明确提出这种区分。小说理论家斯坦泽尔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情景：传统的全知叙事，叙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热奈特认为斯坦泽尔所区分的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在叙事眼光上并无差异，因为两者采用的均为故事中人物的眼光，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叙事声音：第二种类型中的叙事声音来自聚焦人物本人，而第三种类型中的叙事声音则来自故事之外的叙述人．这样一来，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两个不同的实体之中．我们认为，所谓“叙事声音”是指叙述者讲述的声音，“叙述眼光”是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在叙事视角中，眼光和声音有时是基本一致的．如我国古代的话本小说，故事由说话人讲述，也往往是从他们的角度去观察；在有些第一人称小说作品中，眼光和声音又往往都是人物的．但在许多作品中，眼光与声音并非完全一致，有些作品叙事声音是叙事者的，而眼光则是人物的．叙述者只是转述和解释人物所经历的或看到的、想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

在小说文本中，叙事的眼光与声音差异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间差异、智力差异、文化差异和道德差异等等．时间差异是眼光与声音差异中较为明显地存在的形态．如鲁迅的《孔乙己》，作品的观察者是当年的那个小伙计，眼光是小伙计的，而声音则是成年的人对往事的追忆，只是岁月并未改变他对孔乙己的态度。

在叙述眼光中，叙事者在叙途中还没有把它落在某一人物的身上时，声音就无法表现人物的这一感觉．叙事声音在传达不同人物的眼光的感觉时，文字的词汇色彩和文体风格会融入不同人物的美学感觉和人生情趣。

（节选自佘向军《小说叙事理论与文本研究》，有删改）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1986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