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陕州地坑院

王剑冰

你知道“陕”是哪里吗？你一定会说，陕西。其实，陕在河南的三门峡，古时称为陕州，陕以西才为陕西。造物主随性造的这一块陕地，险崛而奇特。黄河南只有两条狭路可通东西，并汇于函谷关。从洛阳伸出的丝绸古道，至今仍留有一段深深的车辙痕迹，人称崤函古道。古道一直没入崤山天险，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即发生在此。秦皇汉武东巡的车辇，在函谷关写出《道德经》的老子，诗人李白、杜甫们，还有从这里出去的杨玉环、上官婉儿，无不要过这条古道。

千仞峭岩与万里怒涛的冲撞挤压，也在陕地托出了三道塬。不知何时起，身受仰韶文化浸润的陕州人，渐渐地在三道塬上将穴居与窑居的生活方式衍化成了地坑院。你能想到吗？多少年间，竟然有成百上千个村落，潜伏于地平线之下，成为世界奇观。

好些年前，头一次住进地坑院，感到有一种四合的凝聚与向下的沉淀力。院子像塬上开的天窗，所以人们不敢大声地说笑，怕吵了天地。天黑严的时候，繁星框了一院子，巨大的安静，使夜溶解得贴切而真实。偶尔有小曲传出，那种抑扬顿挫的眉户调，混合着蛐蛐、咕咕喵、南瓜花、扁豆花的声音，实为一种天韵，有女人在这天韵中剪着窗花，消磨一天中最后的时光。三道塬，相互交织和延续的，也许就是这种简单的安逸感，那是最本质的乡土的味道。

一位老人从坑院里走上来，见了我，看着不认识，话语却出了口。我赶紧回应，声音里，竟然有一种亲切与感动。一位红衣女子一点点地从地下冒出，手挥扫帚，坑院上方一条小路显现出来。这是新婚不久的女子，来的时候，柿子还在树上，红炫炫地挂满坑院四周。

雪片似梨花，覆满整个陕塬，勾勒出一个个坑院。谁家拦马墙散出了炊烟，让塬上的黎明活泛起来。一条狗钻上来，雪塬有了一溜花瓣。这时候听见了鸡鸣，起伏于无边的沉静中。

坑院虽不用一砖一瓦，却有自己的味道和风骨，所建必有遵循，所用必有遵守，所设必有尊重，说到底，还是民族的智慧，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活化石。只是听老人说，许多人进城去住，许多老院子因为没人打理，都逐渐荒废坍塌了，让人心疼。

独特的陕塬，高险平阔，南有重峦叠嶂的崤山，北临沉郁雄浑的黄河，深沟狭壑纵横。站在这样的地方，该是有诗的。唐玄宗旅次陕州，曾吟出“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的诗句。当时驻跸哪里呢？想他没住地坑院，若在地坑院留住一晚，诗中情怀当更为雄奇。

一代“诗圣”也错过了地坑院，黄昏时匆忙投入的是石壕村的靠山窑。那地方离塬上并不远，却存有不安定因素。如果老杜走上塬来，住在坑院，情境或有不同。说不定晚年会选择这里，茅屋也不会为秋风所破了。

又过去多少年，慈禧来了。慈禧避乱长安回京，没走回头路。光绪二十年九月，慈禧的銮舆进入函谷关，到这里天色已晚，只得在地坑院落脚，陕塬人没有亏待她，腾出最好的窑院，点起过山灶，给她做“十碗席”。高高在上的慈禧对现在高高在下有些不适应，然而面对舒适和美味还是做了一回普通人。

想李白、苏轼来，会把坑院当成一方金樽邀月起舞吧！地坑院是一个个模子，能翻模出乡情的孤绝与惊喜、诚厚与质朴。

陕塬人虽安于一隅，但性情刚毅，遇日本人来犯，自发组织，不让侵略者安宁。至今这里仍有遗迹，纪念抗争中的牺牲者。

自古以来，对于尘世，这里都是远避的、深藏的。这些年，当地实行旅游开发措施后，地坑院就像尘封的窖酒醇香四溢。但纯粹的乡情越来越多地远离了视线，少了些安静，多了些喧闹，多了些生意人和花花绿绿的游客。有人来看建筑，有人来搞摄影，有人支着画板写生，有人搜集俚语唱曲，有人学习泥砚剪纸，有人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看看与自己的老屋有什么不同。

再次来到地坑院，梨花正旺，路新修了，路边的树整齐地刷了白的腰，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一些不和谐的汽车喇叭声。总感觉景色变了味道，就忽然有些不高兴。我四处张望，通向外面的村路在塬上起伏，渐渐升出一个人，又升出一个人，近了才看清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回城里去，他们身后是年迈的老人，千叮万嘱地相送。年轻人渐渐没入塬下，只剩纷舞的梨花与摆手的老人。我突然有些伤感，当年坑院里种梨，是图吉利的意思，现在倒有一种离别之情，有些莫名的舍不得。再多少年过去，坑院里还会有人厮守吗？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