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方法，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

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不系统，课时紧，不持久，家校分……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现场，课堂是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