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平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已《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处寻。”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是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杨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为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我们都是宋朝人

看轻宋朝的人是不懂历史的人，他们眼里只有战争、疆域、王朝荣辱。而严复曾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

我们被称为汉人唐人，没人说我们是宋人。但我们还是汉人唐人吗?粗线条的、气象宏阔的、虽远必诛的……我们更像宋人：商业的、享受世俗生活的、情感细腻的、注重伦理观念的、不喜欢打仗的……严复的意思是说，今日中国，是从宋朝开始形成的；再往前的汉唐，那简直是另一个国家。甚至，武侠小说都很少以宋朝以前为背景，我猜金庸们根本不知道宋朝以前的民间是怎么回事，反倒是宋朝，你只要按照今人的价值观、情感和审美取向来写，其实差不多。

历史连绵不断，但总有一个时代，它如此重要，人们认为它才是今日世界的开端。对欧洲来说，那是文艺复兴时代；恰好也有人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宋朝。两者的相似，在于人们都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西方是人文，中国是伦理，并且都发展起来一种追求世俗生活的商业文化。

 1009年正月初三，宋真宗宣布这天为天庆节，全国放假五天。“百家讲坛”里那位老师断言这个长假意义非凡，它拉动了长假经济，促进消费，甚至促成了北宋经济的起飞。我想他说得在理。唐朝的公务员，干十天休息一天，消费没法拉动。宋真宗为什么要给大家放天庆节长假?因为他觉得要感谢上天。上天在前一年给他降下无数“祥瑞”其实都是他授意导演的。

宋真宗为什么要导演天降祥瑞?因为他要证明与辽国媾和是正确的。宋太祖宋太宗跟辽国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也没打赢，到1005年真宗御驾亲征，居然小赢了一次，赶紧顺风收蓬，跟辽国签订了合约，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宋作为大哥每年要送给辽小弟30万两白银。以宋朝的富裕程度，30万两不过一点小钱，却买来一百年的和平，合算得很呢。真宗舆论压力很大，道理又跟这帮人讲不通，于是造假，派人这儿埋一块奇石那儿挂一幅“天书”也就是祥瑞。好了你们都瞧见了吧，还是俺有理!那么庆祝一下吧，给大家找点乐子。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虽然1009年的汴京没有清明上河图①，但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天降祥瑞，而是风气和政策积累的结果。其间的关键，是汴京取消宵禁。但宵禁是什么时候取消的?没人知道，因为它并不取决于一道圣旨，而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生活的发展，让这个中世纪制度逐渐松弛直至形同虚设。

这种风气下，人们心里想的都是过好日子，而不是恶狠狠的杀伐。对外就不用说了；对内，说来我想没人相信，北宋一百多年，政治斗争固然从无间断，居然没杀过一个大臣。固然这是宋太祖的遗嘱，子孙遵行，但如果没有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配合，断无可能。试想，连今天都算上，中国历史上可还找得出这样的时代。因此我说，北宋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排在第一位。

遗憾的是，这个黄金时代在外族的连番冲击下中断了。历史不可假设，但偶尔假设一下依然令人神往：北宋曾经占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她的人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后来的明清，她的商船队遍及亚洲各海域，她的知识分子崇尚一种优雅可能过于纤细的生活方式，她发展起来领先全世界的技术文明，甚至她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一位造诣非凡的书画家和艺术品鉴赏家……如果这个时代不被打断，中国会发展咸什么样子?

即便后来历经那么多苦难．她的精髓依然传承下来，溶入血脉。正如严复当年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是宋人。 选自《杂文选刊》，略有删改

①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

②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孕育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①》；屈原放逐，乃赋《②》；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 》……

③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信念。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一种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

④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一般来说，不能剥夺受苦难者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标，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

⑤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而且，越苦难越磨练意志。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要总是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也不要总是赞美农民勤劳憨厚。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我们全无心肝。

⑥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他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

⑦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

材料一：

随着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一大批企业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已经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型文化企业。国有文化传媒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中国电影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国有文化企业迅速成长，与民营、外资融合发展，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已经从培育阶段进入成长性阶段，为市场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文化市场产品极度短缺的问题已经有了明显改观，形成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2013年人均GDP达6400美元，已经越过了消费结构转换的节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物质产品消费为主向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并举转变，城乡文化市场日益活跃，各类文化活动此起彼伏，从而推动文化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就当前我国文化市场的总体情况来看，由于文化产业竞争力还不强，在文化市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短缺和过剩并存的问题。如果以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来检验，当前很多文化产品叫好不叫座，存在结构性错位。因此，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供给增加来拉动市场，推广和引导市场消费，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同时利用价格杠杆作用充分释放公众的消费意愿，形成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经过新世纪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文化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像《中国好声音》等一批好节目的陆续问世，适应了大众文化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艺术需求，也拉动了文化消费。但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突出，导致资源和要素配置不合理，企业短期行为严重，精品节目、品牌节目稀缺，部分文化产品价格虚高，影响对市场消费的拉动作用。一些文化消费产品鱼龙混杂，低俗、媚俗的娱乐化现象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文化消费行为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并给予积极的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摘编自齐勇锋《文化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015-03-05前线网)

材料二

（摘自刘春生《中国影视行业高发展背后：文化消费升级叠加互联网红利》2018—04—09新华网)

材料三：

为建设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提升文化企业整体水平和效益，引导城市居民扩大文化消费，滨海新区经过精心筹划，严密组织，成立了“滨海文化消费企业联盟”。首期300多家文化企业加入联盟，将改变过去各自为战、无序竞争、定位不清等弊端。滨海新区将全面调动文化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文化企业间的合作共赢，为新区广大市民提供能看、能听、能玩、能买、能体验的文化盛宴，构建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流通、消费全产业链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滨海文化消费企业联盟注重创新创造，突出诚信为本，让文化企业和市民同时受益，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滨海新区文化资源。

(摘编自《滨海新区组建“滨海文化消费企业联盟”》滨海新区政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