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形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付，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这类话题。事实上，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是毫不相干的。例如，《楚辞》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二者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不等于说《楚辞》没有价值。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价值并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中得到肯定，而是要站在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

至90年代末，学术界在“传统与現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是不可能的；传统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知何创造性地传达其意义。

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性的概念。事实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问题的课题，这是国为“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現代生活中仍有传统，也不可能离开传统。尤其是現代人仍需要终极关怀、价値理想、人生意义、社会交往，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承继与转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其理性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化传与中国現代化发展的问题，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价值更为凸显，传统价値体系的集成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切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的一面，都必然对現代化发展中的物欲横流、价位解体、人性异化、人际疏离、文化商业化等消极因素持批判态度。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规范引导現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与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态、塑造向上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我们高兴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为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题。当前，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性、如何借鉴传统的精华，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文化心态成熟的标志。

节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4期

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次年正月，辛弃疾奉命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没想到才到半途，便知悉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要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济州，乘其不备直入五万人的敌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如《鹧鸪天>中所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擔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鞀，汉箭朝飞金仆姑。”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素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辛弃疾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伐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辛弃疾的“十论”，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作，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大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大宗。”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解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兵、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诚如朱熹所云，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才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以后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南宋朝廷对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但仍然难 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令夕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招徕商贾。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扑灭横行湘、赣的茶商军。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短短两个月，官军连年征剿都未能剿灭的茶商军，即被彻底敉平。牛刀小试， 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杰出的才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宁宗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但此时的他已是老病交加，只能上表辞免。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摘编《辛弃疾的诗意人生》）

相关链接

①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豪放派词人、 将领，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②辛弃疾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弹劾而归居上饶。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闲居。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葛剑雄

①人类认识世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 ）至今仍被认为无懈可击的，（ ）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更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都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②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所谓凭空，并非没有实际基础，或者不符合客观条件，只是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或拥有。这就需要想象，想象力越丰富越好。想象力可以来自个人的天赋和灵感，也可以出于对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律或真理的突破或颠覆。多数想象一时无法成为现实，甚至永远无法证实，但在想象和求证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新的成果。一部分想象纯属胡思乱想，或者被证实是谬误。但只要有一小部分想象产生效果，就能带来人类社会的飞跃。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③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④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更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⑤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实际上，当局早已确定“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政策，这两方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